纸张尚未因岁月流逝而变得黄脆，油墨和颜料也并未变质暗淡，但这些作品里所反映的生活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现在看来有了浓重的怀旧意味。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初，年轻的应天齐创作的30多幅木刻版画和水粉宣传画，将在书吧里展出一个月，其创作经历也因此铺陈开来。7月29日的午后，他和参观者们谈起了那段充满激情和矛盾的创作经历。
艺术灵感源自生活
这个题目为“过去式”的展览中，所展出的作品里大多有一种朴素而亢奋的气质。应天齐在讲座中说，把这些保存在箱子里，从未公开展览的旧作挂出来的时候，连他自己都觉得很陌生，当时的生活情景一幕幕浮现眼前。波普艺术的创始人劳森柏说：“生活就是艺术，艺术未必比生活更高明。”在应天齐最初的创作中，大多数素材都来源于日常的生活点滴，虽然缺少不了粉饰和美化。
在画展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画的一幅宣传画里，两位健壮红润的男青年正在比腕力，其他家庭成员围绕着他们，脸上是幸福的笑容，客厅宽敞而明亮。应天齐说，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他下乡插队的哥哥和弟弟回城探亲时，经过劳作和锻炼，体格强壮，脸色红润，一到家便在桌子边比腕力。当时应天齐觉得下乡插队对兄弟们确实是一件好事情，这种情绪是真实的，但画中客厅的陈设则相当于他自己想象的乌托邦—客厅宽敞，地板清洁，桌子铺有桌布，五斗橱上放着收音机……这就是他当时所向往的奢侈空间。而实际的生活质量却是有天壤之别，应天齐当时一家九口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两张桌子拼起来便是床，姐姐睡桌面，弟弟睡桌底。
作品融入个人情感
就算在创作纯粹为公共性主题服务的年代，应天齐总是不放弃把个人情感融入公共性主题的机会，当时有人评价他的作品过于温情，缺少战斗力，但这股旺盛的创作热情却一直延续至今。
应天齐说，当他刚刚当上中学教师时，大年初一从学校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群幼儿园的孩子们排队唱歌去农村，给农民拜年送肥。于是他便根据这个素材，创作了《支农小分队》这幅木刻版画，既表现了孩子们天真无邪的面貌，又符合“为工农兵服务”这个主题。
改革开放后，应天齐的创作题材豁然开朗，“为工农兵服务”不再是唯一主题，他开始有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他在1978年所创作的《渔汛》，近景是一张渔网，远景是渔港忙碌的景象，画面抒情写意。同样的题材，他在1983年所创作的黑白木刻《出海》，明显有了更多私密性的元素，脸带红晕的女人手执针线，为即将出海的爱人缝补衣裳，这种情爱题材在更早以前是鲜见的。
创作有了新突破
1985年画家吴冠中的“形式与内容”的争论以及1986年由外国艺术家劳森柏引入的“波普艺术展”对应天齐的影响很大。当时劳森柏在中国的讲座引起了轰动，年轻的艺术家们甚至坐在讲堂的地上。社会环境的改变，艺术理论的刷新，使应天齐的创作领域有了新突破，从西递村、世纪末砸玻璃、大剪纸和对话观澜古镇后，对于当代艺术公共性和私密性的关系，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近年来，应天齐经常有出国参观和讲学的机会，去年他去法国参观讲学时，现场演示水印版画的技法，同时还参观了著名的法国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在那里，应天齐意外地发现与中国历史题材相关的当代艺术作品，其中一幅画取材于《我爱北京天安门》这幅年画，孩子们兴高采烈地画着天安门城楼，窗外有一个挑菜的知识青年走过，远景是克里姆林宫。当年这张年画的发行量很大，表达了一个公共性的主题，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渗透了更多元素，取得不一样的艺术效果。
应天齐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许多行为堪称大型的“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当时他所居住的安徽省芜湖市有一条最繁华的商业街中山路，两边的楼房全都被刷上了红色油漆，在夕阳西下时，走过这条街道，天空和街道都是一片红色，那个景象让应天齐至今难忘。他说可惜当年手边没有油画箱，否则一定要用画笔记录下来。他说，现在只是为观澜的一座古碉楼包裹上红色剪纸，都觉得算是一项了不得的装置艺术创作。
木刻版画在中国的思想传播史上立下汗马功劳，但中国版画的发展现状却不太理想，应天齐一直希望能通过努力，推动这门艺术的发展。这次“过去式”的展览规模虽然不大，但却从美术馆转到一个和生活关系亲密的咖啡馆中，也许这样能更好地挖掘艺术家的文化思考和另类创作，更好地感知生活。普通的观众可以在老版画中怀旧及遐想。
应天齐简介
著名版画家应天齐为深圳大学教授、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其代表作《西递村系列》水印版画曾多次获中国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日本中国版画奖励会等机构颁发的各种奖项。该系列4幅版画原作和印版近期以19.2万元成交，创造了当今中国版画拍卖的最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