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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后的乌力·希克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在十余年前似乎就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如今红火的市场前景。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乌力·希克(Uli Sigg)是前瑞士驻中国大使，也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最大藏家”，他用十余年的时间，收藏了180多位艺术家近2000件艺术品，几乎容纳了当代艺术的种种类型：绘画、雕塑、装置、摄影、影像、方案、招贴、剪纸等，堪称一部“微缩中国当代艺术史”。而与大多数艺术品收藏不同的是，希克的每件藏品都是他本人亲自与艺术家“交流”，并完成从挑选到收藏的全过程。
近日，希克在北京现代书店艺术书屋参加其新书《麻将》的中国首发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看到这本希克“显摆”自己众多藏品的书，有人评论他的这副麻将牌马上就要“胡了”，但希克却认为，“麻将”式的图景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最好概括。
新书 将组合方式象征当代艺术多元
新京报：你收藏了很多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这本新书的书名《麻将》也很中国化。
希克：是的，麻将是个很中国化的东西，书中展现的都是我这十多年来所收藏的中国艺术作品。
其实书名完全沿用了我2005年在瑞士伯尔尼美术馆所办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展。尽管都是自己所收藏之物，但准备展览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包括给展览的命名。
而在准备过程中，用文字记录这个展览就在我的计划之列，当然也包括取这个“麻将”的名字，毕竟要与中国当代艺术相吻合。
新京报：那在你看来“麻将”这个词正好吻合了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
希克：麻将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娱乐项目，但它又不仅仅局限于中国。麻将自19、20世纪便传到了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也可以看到，因此，它又是一个世界性的东西，用它来命名正好昭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景况。
另外，我在书中分了十二个章节来谈这几年所收藏的艺术作品，十二个章节独立成篇，但又可以“三”为单位进行组合，这样就给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就像中国人打麻将，要三个、三个进行组合才行，而且这种组合有多种可能性，形成了多种局面。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也呈现了这多样组合的景象，是多元化的。
新京报：《麻将》中的十二个章节，某些章节表明了中国当代艺术在旧环境中突围的决心，而有些则通过两两风格的对照，列举了种种冲突的可能性。在你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不是就是在冲突中成长起来的。
希克：对！在新书中，我罗列了很多藏品，包括80多位艺术家的超过200件作品，其中有艾未未的带可口可乐商标的陶瓶、方力钧早期的作品、徐冰的“天书”等等。我希望用我藏品的立体呈现，说明中国当代艺术的宏大叙事结构原貌。
比如说“七十年代偶像对八十年代偶像的反叛”、“城市和乡村”这两章，我要展示的是这些中国艺术家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开始自己对艺术的思考的。同时，“重温传统”和“西方艺术的中国视角”成为前后相承的两章，也是希望通过比照来说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方向。
我认为我所看中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是独特的，这一点你在《麻将》一书中就可以看到。
收藏 惟一标准是反映中国环境
新京报：你收藏了近2000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使你成为世界上最权威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之一。当初是什么促使你想到去收藏中国艺术品？
希克：我从20岁就开始收藏艺术品，这与我的家庭环境很有关系。当时在家中随处可见浪漫主义、写实风格的艺术作品，但我当时却不把这些作品当回事。
最初，我所收藏的都是瑞士抽象画派的，很有逻辑性。而我混乱的生活也在这种逻辑性强的抽象艺术中得到了平衡，收藏当代艺术甚至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
新京报：但你对抽象艺术的偏爱并未影响到你对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的多元化。
希克：毕竟从事收藏已有很多年了，对艺术的兴趣就与初出茅庐时有所不同。
我很早就曾来中国经商，当时由于改革开放不久，不方便自己去找艺术家，便只有通过第三者———图片、资料来了解当代艺术作品。不过，当时还是以西方人的眼睛来看当时略显幼稚的中国先锋艺术。
后来，面对日益涌现出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群体，我突然意识到中国的当代艺术品还没有人收藏，于是便着手这一工作。当时我给自己定了惟一的标准，就是要收藏能反映中国特殊环境下的重要作品。因而也时常会出现有的艺术作品自己并不喜欢，但只要它可能符合我定下的惟一标准还是收藏了。
新京报：那你在收藏过程中最重视的是什么？
希克：交流。在我的收藏经历中，认识艺术家并与其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作品的意义要通过与艺术家亲自交流才能了解。在中国的十多年里，我走遍各地，拜访过1000多个艺术家。
我觉得这是我收藏过程中的一个法宝，也是我与其他艺术收藏家相比的优势所在。当然，钱和实力也是重要的因素。
新京报：是不是交流过程也使得你所收藏的每一件作品都是由你自己亲自挑选的？
希克：也可以这么说吧。
与艺术家交谈、去他们家里做客，看他们的生活状态，这些都非常重要。因此，虽然现在各个国家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收藏家有不少，但我很有信心成为优秀的收藏家，因为我拜访过1000多个艺术家。
新京报：在你说收藏的近2000件艺术品中，并非全是大家所作。有一些艺术家通过你的收藏搭建了通往国际的舞台，为此，有很多人把你称作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动者之一，你怎么看呢？
希克：我当时就是为一个目标去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我觉得不管艺术家是谁，只要他的作品能代表中国当代艺术就值得收藏。对于外界评价我对当代艺术有推动作用，我只能说声“谢谢”。
新京报：那你在收藏过程中有没有犯过错误，得到过教训？
希克：我只能说收藏是容易上瘾的事。我经常听从自己的个人偏好，于是就忘记对一件作品作客观性的评价。这种主观看法在收藏中是大忌，但我还是犯过几次这样的错误。
艺术 拷贝西方风格是一种必然阶段
新京报：收藏如此众多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你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现状？
希克：如果要做一个划分的话，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有两种。一种是世界性、国际性的，探索人类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爱情、死亡等等；而有一种则是必须在中国独特背景下才能理解的类型。
比如说张晓刚《大家庭》系列，画面大多是表现一家三口，如果不明白中国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就无法理解这一作品的内涵。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背景的作品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新京报：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频繁地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也有著名的拍卖行在拍卖，对改变当代艺术的现状是否会有帮助？
希克：虽然中国当代艺术知名度在国际上越来越高，但总体来说，在国际艺坛上，还是欧洲、北美的艺术家占据上风。不过中国的艺术虽然未跻入国际主流，但在实验艺术中却有个很好的开始。
新京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各种风格，不少国内批评家颇有微辞，认为很多只是对西方作品的复制，你怎么看？
希克：有些人把中国当代艺术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认为某某的作品是一种对西方的复制，就是不足。其实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下的艺术作品必然有其特殊性。美国的一些艺术作品是美国商业文化的反馈，而中国的一些艺术家也会出于针对商业文化做一些类似的拷贝。虽然很相似，但我们却不能横加指责，这是一个必然阶段。
新京报：你觉得近几年来中国的收藏机制有什么改变？
希克：在中国，画廊与收藏机制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而当时画廊还无法得到和展出所有的作品，收藏家还需要自己去寻找艺术家。不过近几年来有所好转了，画廊越来越多，那就意味着会将更多的艺术家推向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