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下　课本内外-备案资讯-中国设计之窗

关键词：教学双方“供求”脱节、教育体制、师生角色定位、求知心理、教材改革、教辅书的丰富完善、知识学习和人格培养、

　　“供求关系”是一个经济学名词，用它形容艺术理论教学，似乎不雅。但以这么多年做学生的经历和目前初步积累的一点教学经验来讲，心中总也挥之不去这个词。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在以教师单方面灌输知识为主要甚至是唯一教学方式的课堂上，“教”与“学”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存在着严重的脱节问题。这不单单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在很多其他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师生之间互相不理解，甚至关系紧张。进而对学校，学生也往往满腹牢骚，敢怒不敢言，逐渐丧失对学校的信任和归属感，不仅对校务、校政漠不关心，连与自身关系密切的教学，也以一种“逆来顺受”，“即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被动接受了事。而教师和校方，也经常不无痛心地抱怨，现在的孩子不像以前那么懂事，那么踏实努力，“不好好学习，意见倒不少”。即便一些教师，尤其青年教师，能够与学生互相理解，但最终也囿于彼此所谓的立场和原则而不得不放弃某些想法和尝试。于是，老一套的“教学”轮回再次上演……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学生真的不愿意学习吗？不是！在社会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势之下，有谁会“不懂事”到不愿意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学识，有修养的人呢？那难道是教师学问不深，不会教吗？当然也不是！你只需要看看每年各大高校对应聘人员的学历要求就知道了。虽说“学历”并不等于“学力”，而且这种追逐高学历不免有浮夸的嫌疑，但至少可以看出，高校在选拔教师的时候，还是在力争吸纳专业研究更加精深的人。不管校方这样煞费苦心是否真的明智，我们都必须承认，学校和教师的的确确在想方设法对学生负起责任，实现学校教育的目的。

　　因此，可以说，学生和教师都是怀着同一目的走到一起的，也的确在为了这一目的做出自己的努力。只是“教”与“学”这两股力量并没有糅合在一起，彼此助长，而是像两列以相对方向全速行驶的列车一样，擦肩而过，彼此互望互闻，却始终无法同轨！
“讲台上下”的这份尴尬，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无疑是根源所在。行政治校，固然有利于校务校政的统一管理，但它也确实影响和禁锢了教学的自由进展。“教”与“学”，需要开敞、通透的渠道进行直接而准确的交流和互动，但行政参与其中，就势必会形成“教学”双方的隔膜，矛盾当然也就此层出不穷。

一、师生角色分明，课堂更像公堂。

　　由于体制，教学进展的各个环节，实际上是由行政部门统一安排，并始终监控执行的。每个学期的课程计划、任课教师以及教材等等皆是如此。因此，教师对于教学的实际发言权，实际上被架空了，而只是作为教育机构——学校，所雇佣的员工，来具体行使教育职能。个体的任课教师，很难对于教育决策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学生，更是如此。到学校来，只是准备接受早已由他人统一定制的教育大餐的，因此，对于教学的能动性更差。

　　教师和学生被严格地限制在“讲台上下”这个有着悬殊落差的空间当中，虽然共处，但角色落差却使师生相处始终有所障碍。所谓“为人师表”，在今天更多的则是，作为教师，站在讲台和身处校园的时候，所应有的姿态和表现，而非其人格操守，也无关乎其学术精神。于是，教师和学生只能在各自的行为规范内规规矩矩地说话、办事。课堂上，教师不会轻易讲“废话”，而是紧扣课本，紧扣多媒体演示课件（现代科技进入课堂，学生很少再有机会看到教师的即兴板书。）极其讲究时效地将课堂任务在下课铃响起之前完成。然后很知趣地迅速离开，因为他（她）要避免因拖堂而招致的不必要的麻烦。学生呢，也不大容易能在课堂上以松弛的精神专注于学习。这倒不是说教师各个如凶神恶煞，盯住每个同学抱臂坐好，而是泾渭分明的角色定位阻塞和禁锢了课堂上本应该川流不息的信息互通。讲台与课桌座椅的布局安排本身，就说明了师生之间主动灌输和被动接受的事实。即使有些教师和学生有心要以平等、坦诚的心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也多少会畏惧课堂的庄严、肃穆，迅速地言归正传，回到课本上来。每每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学生们脸上刚刚浮现的神采和生气，会马上沉寂下来，人仿佛隐形了，只剩下孤独的教师，站在讲台上，继续他的独角戏。

二、教材编写以“教”“学”角色定位为依据。

　　教材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媒介和依据，它的编写受到“教”“学”角色定位的显著影响。因此，与其他书籍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即便有的学科，比如艺术类的学科，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但各省市学院自行选定或编写的教学用书，也往往同其他全国统一的教材一样，带有“教”“学”角色定位的严重烙印。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一堆书中看出，哪些是教材，哪些具有被选作教材的“潜质”。因为，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知识性，更准确地说，是以教师的口吻和立场为依据书写的知识序列。

　　作为教材，以“知识性”为重点和中心，当然无可厚非。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太过注重知识性，就会无形中缺失知识来源——背景。而这些被过滤掉的更加鲜活、富有生气的背景，却往往受到学生欢迎，是学生的兴趣所在。我们经常在思考和争论一个问题——教学到底应该以教师的权威性为依据，还是应该以学生的兴趣为依据？从各个学科特点角度看，不可能得出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恰恰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最难以找到和把握。更何况，还有那么多诸如课时、经费、考核等等现实的问题在制约着我们。因此，也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教育偏重知识的局面。

　　既然找到平衡是那么不容易，而且又有很多任务和指标需要我们去完成，于是，出于起码的责任心，许多学校和教师普遍认为，我们至少要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知识传输的任务。于是，迫于时间的紧迫和各方面的压力，教师们主动承担起筛选知识的重任。他们从大量的以各种语言书写的背景资料中概括、提炼出精华部分，集结成册，奉献给“嗷嗷待哺”的求学者。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学生们好像并不领情，蕴涵着教师心血的知识集锦——教材，往往被束之高阁。学生们除了对教材极度失望之外，依然饥肠辘辘地东张西望，渴盼着他们真正想要的有生命力的书籍。也许学生们更多关注的，不是从书本和教师那里得到的知识有多么纯粹和权威，而是知识的鲜活性和本真性，即便这种本真是以杂乱无序的方式呈现的。他们反而会更加兴趣盎然地自己动手动脑，对各种资料加以选择、过滤、储存和应用。我想，这就是我们平时提倡的对知识的消化和吸收吧。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设计史的教学中，你会发现学生对于设计师的生平、生活逸事兴趣浓厚。每当你话锋一转，讲到这些的时候，他们会立刻从教室最后一排跑到你眼前。而当你要他们注意一些你精心准备的知识提纲的时候，他们则会表现得熟视无睹、表情木然。反差之大，让人不得不思考这其中的所以然。

　　其实，学生的这种求知心态是人对陌生事物怀有极大好奇的正常反映。人要了解和认知某一事物或观念，会不仅仅满足于知道“是什么”，而且还会渴望了解“为什么”，“怎么来的”等等。同样，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这一心理也在起作用。只是学生和教师一旦走进课堂，就会受到角色定位的心理暗示，自觉不自觉地各就各位，各守本分。有人也许会认为，教师不应该过分迁就学生的兴趣和口味。而应该以一种更为理性的、家长式的方式指导学生，告诉他们什么有用、什么没用。否则就是没有责任心的表现。

　　但事实上，我们大可不必有此担忧。责任心的有无，有多种表现形式。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教师，对于“责任心”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应该允许教师以自己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和人格培养履行责任义务。换句话说，应该赋予教师足够的自由和权力，来自主选择书籍、组织课堂教学。至少，他不必担心自己用整堂课的时间跟学生谈论某个设计师的个人信仰会招致非议。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职业道德的教师都不会借此愚弄学生、玩忽职守。反而会更加激发他们想方设法设计出一套有个人特色的教学方式，愉快并满怀责任心地投入教学。学生呢，也会在充满教师个人魅力的课堂上，获得更多真正打动他们的有价值的东西，而非仅仅干瘪的知识提纲。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真正“走下讲台”，以平等、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和理解学生的好奇心，也许就更能理解他们的求知心理，“教学”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有希望得到解决。学生关注的，所谓设计师的生平、家庭生活、个人信仰以及受教育背景，甚至是某些陋习和嗜好，看似杂乱无章，与“学习”毫无关系。但事实上，恰恰是这些因素，在深刻地影响着设计师的行为、审美观念以及价值判断，是他在本质上区别于其他设计师的根源。设计师提出的一些独特的主张，其实都诞生于他的现实生活。朋友、家人一句不经意的话，甚至都可以引发设计师的灵感，促进他形成新的想法和观念。所以，教材中陈列的好似文物一样的知识提纲，很难像鲜活的生活片断那样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并启发人的思考。也更不可能将设计师作为一个有灵魂的人来展现。这样一来，也就无法实现，所谓设计教育透过设计历史的教学而给予给学生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了。因此，要使学生真正走进设计历史，并从某些设计师身上有所获得，决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点陈列在教材或多媒体课件上，就可以实现的。鲜活的东西，必须以鲜活的方式来展现才能获得生气。就好比讲方言笑话，要出彩，你就一定得模仿那种方言，哪怕只会讲那么一段。而如果你要用普通话来讲，其意味就会大打折扣！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借助各种力所能及的资源，回到设计师的生活中，用讲述生活的方式，将学生自然而然地引入学习的状态？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曾经出现在设计师成长历程中的闪光点，寻找他们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并就此扩展和加深了解，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对这门学科立体化的整体认识？而不是被动地跟随教师，以线型的思维和纯平面化的眼光，走马灯一样地浏览设计的历史。这种表面化的浏览，对于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毫无意义。

三、改革教材，丰富和完善教辅材料。

　　以上我们谈到了教材偏重知识陈列的问题，虽然有很多值得改进。但我们也不应该单纯在这一个方面过于苛求。要知道，教材毕竟是教材。各种书籍，之所以被分成工具书、教科书和教辅书等等种类，就是因为它们各自固有的一些特点，甚至是局限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改进教材，更要丰富和完善起广泛的教辅资料，并且以各个学科的特点为依据，将教材与教辅书的配用比例设计安排好。为学生开拓出一个选择性更大，更加有弹性的自由空间，以便他们实现自己的“第二课堂”学习。

　　还以刚才的例子来讲，既然我们很清楚学生的兴趣点在哪里，那显然，有关设计师生平和各方面背景的书籍，就应该是我们着重开发的领域，尤其是一些外文原版书籍！一般情况下，学生只有借助学校图书馆才有机会浏览这些书。而时间的限制和语言本身的障碍，使同学们很难有效地将这些第一手资料的价值开发出来。学校呢，也只是单纯出钱购买，并没有能够通过一些具体的工作，帮助学生加以利用，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停止进口外文书。而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帮同学们打通尽可能多的学习障碍，给他们一个相对完备的平台和更加广泛的机会，接触专业前沿，并自主地去选择，而不仅仅依靠教材提供的压缩饼干一样的知识构架。

　　具体地讲，我们可以尝试在校内组建学生组织，自己动手翻译一些外文书，将译本与原版一起绑定上架，供更多的同学们“享用”。这对于学生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要求具有比较好的英文水平，而且还要有相当的专业理论基础。所以，刚开始也许只能以文字浅显的画册入手。但无论这个设想是否可以实现，教辅书的丰富和完善都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教育基础性问题。没有教辅书给予的必要补充和帮助，单纯依赖教材，或者完全“放任”学生在众多的书籍中自己去“觅食”，要么会使教学长期停滞在照本宣科的刻板模式下，学生严重“营养不良”；要么，则会造成学生由于盲目选择参考资料，而陷入一些“道听途说”的误区中，无法自拔。

　　终其所有，所谓“教”与“学”的供求脱节问题，实在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完全透析，或者予以解决的。但我认为，它好有一比，恰似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失灵！那时候，供求双方见不到面，彼此为了销售和购买大伤脑筋。而这种“失灵”，在教育上则表现为：一方面，校方和教师为学生们精挑细选了几种必备营养素，吃了就能很快长很多知识；而学生们则满心希望普普通通、原汁原味的五谷杂粮，哪怕进步慢一些，也要快快乐乐地咀嚼、一点一滴地品味！

　　作者：重庆市九龙坡区四川美术学院设计艺术系---史论专业2004级研究生（400053）王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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