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平面设计展参展设计者访谈之马尔克姆•盖瑞特（MalcolmGarrett）-理论文摘-中国设计之窗

　　你为什么搞音乐领域的设计而不是其它领域的设计？是什么引导你朝这一方向发展？

　　我不知道是机会向我张开了双臂还是我自己的决定。我总是那个跟着感觉走的人。我16岁或17岁要进大学的时候，像那个年龄的许多人一样，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一样，以音乐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令我痴迷。我什么音乐都搞——摇滚、电声、Krautrock(德国摇滚)、各色先锋派的东西——而且所赏识的文化属于后迷幻药时代。1963年我7岁，披头士名声大造，所以我早期的音乐记忆就是买Can’t Buy Me Love, Help! 还有A Hard Day’s Night这些唱片。到了我13岁或14岁的时候，走红的是Deep Purple(“深紫”)和Black Sabbath(“黑色安息日”)。他们是后嬉皮士时代首批唱片破记录的乐队。

　　我去曼彻斯特理工学院学习平面设计的时候，平面设计似乎是属于有明确目的的美术，我最感兴趣的是音乐包装方法。真正吸引我的是为Hawkwind所做的包装，它的奇特之处在于不是把唱片简单地放入12英寸的方形纸口袋里，而是花样百出，有时是可以摊开的特大页，有时是可以剪下的图形，有时是金属油墨印制的，有时是荧光的。封套里总是有夹带的海报、招贴和小册子。

　　吸引你搞音乐设计有没有朋克的作用？

　　1976年底我去伦敦的路上，听朋友的朋友说Sex Pistols (性手枪)乐队如何如何好，我就买了Anarchy in the UK(无政府在英国)这个唱片，想了解一下内容。我走进Virgin Records唱片店的一家分店，正巧柜台上在播放他们的录影带。我拿着自己精选的唱片离开唱片店时，已经变了一个人。我那时念大二，突然为自己的设计潜能找到了用武之地，此前我是蓄势待发，此刻是突然迸发。以前凭兴趣所做的一切现在都让位于朋克的思想、朋克感情、朋克态度、并且用文字总结这种感情，还玩起了字型系统。

　　你是怎样开始为Buzzcocks做设计的？

　　我上一个年级的女孩琳达(Linda)是个搞插图的。1977年一月份，我通过琳达认识了Howard Devoto(霍华德•德维托) [Buzzcocks乐队的首位歌手] 和 Richard Boon(理查德•布恩) [他们的经理]。理查德在雷丁大学学过美术，而我刚好在那里学过一年字型排版设计。我们两人都是美术俱乐部的，有许多活动两个人都去了但是却从未见过面，因此这次认识后我们有很多话说。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的特约演唱会设计个标语牌。我全力以赴地做了，还为“Buzzcocks”一词设计了字体，1977年3月我把它搞成丝网印刷。我还认识了 Peter Shelley(彼德•谢里) [Buzzcocks乐队的歌手]，还在名为墙上乐队(The Band on the Wall)那个地方看了他们的演出。从此我们就一路狂奔。

　　Buzzcocks专集封套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我的设计要能体现他们乐队的风采和他们的音乐内容，而且一定要和别人的封套设计，无论我喜欢的还是讨厌的，都迥然不同。我想捕捉他们曲目中那种超现实的、质朴的攻击性。

　　我对于封套的兴趣是整体的。我不是摄影家，也不是插图画家。我甚至不是商标字型设计师。我对挂在墙上的封套没有兴趣。封套对于我来讲是一块体现Buzzcocks 乐队情感的硬纸。我不愿意它和朋克专集的封套相似。什么手写的玩意儿、撕了的纸都是老掉牙的设计理念。我首先想到了一种封套可以做成两种颜色的。我在设计Buzzcocks乐队第一张每面只有单首歌的唱片，Orgasm Addict(高潮瘾)，的时候，曾经考虑过，假如我用预警标志的颜色或是工业色，就会带朋克味儿。黄色很明亮，是快乐和进取的颜色——是最抢眼的。兰色显得塌实，颜色深，可以印照片。

　　你从Richard Boon(理查德•布恩)和他的乐队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反馈，他们对你的设计有什么贡献？

　　我和理查德聊得最多了。我为他们乐队设计的作品几乎都是和他或者是通过他完成的，他对我帮助非常大。我们喜欢玩拼字游戏。理查德有文学气质。他从博物馆长的角度理解当代艺术。我们喜欢把封套涂上层层黑色以纪念Ad Reinhardt(艾德•莱因哈特)。我们俩一起玩游戏、讲笑话、讨论种种细节，可是乐队未必都懂。Peter Shelley(彼德•谢里)当然是懂得的。作为主要的歌曲作者他有不少想法是我们所赏识的。

　　我们有很多乐趣。我们似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所做的是乐队的身份标识，但也是为了把我们那些离散的想法归拢起来。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你不知道Peter Shelley(彼德•谢里)下一周打算写什么歌，也不知道音乐风格如何，所以我们就搞出了一个框架以适应不同的设计方向。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切似乎是计划好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