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平面设计展参展设计者访谈之凯恩•迦蓝迪（KenGarland）-理论文摘-中国设计之窗

　　你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强烈的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的——责任感。是哪里来的？

　　1950年我服兵役两年期满，在部队曾遇到来自哥拉斯格、南威尔士、利物蒲、纽卡斯尔和伯明翰的战友，和他们交谈使我比之前更多地了解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我在部队看够了军官阶层的虚伪。在伦敦一年的学生生活期间，我正赶上工党的危机：阿弩仁•毕万(Aneurin Bevan), 哈罗德•威尔森(Harold Wilson) 和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 纷纷辞去部长职务，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则被打了折扣，我们学生都支持他们，几乎全体一致。从那时起我开始采取积极的社会/社会主义态度。

　　什么对你的设计方法有重要影响？

　　没有什么英雄之类的人物影响我。我非常尊重某些人的作品，而这些人往往是对政治没什么耐心的人。比如像保尔•蓝德(Paul Rand)和汉斯•施莱格(Hans Schleger), 后者是被大家忽视的设计师，他是逃离纳粹主义的难民，所以他当然有政治态度。但是他并不标榜自己。还有让•契克尔德 (Jan Tschichold)。

　　对我影响最大的恐怕莫过于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很耐人寻味，因为未来主义者们毕竟是秘密-法西斯分子。还有摄影。比尔•布蓝特 (Bill Brandt) 最伟大的作品是他为《图画周刊》(Picture Post) 所做的社会评论。我的成长离不开每周一期的《图画周刊》(Picture Post) ，这份杂志太重要了。这份杂志和Lilliput (小人国杂志) 在我还没有想过要搞平面设计时就深深地影响了我。了不起啊！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这么说。

　　你是怎么卷入核裁军运动的？

　　我参加了1958年的第一次核裁军示威游行，就是从伦敦到奥尔德玛斯顿村的那一次。当时核裁军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标志。是1958年由一个叫做杰拉德•霍尔特姆(Gerald Holtom)的纺织设计师设计的。那时已经有了黑白的风格，因为省钱。大标语的制作技术使用的是简单而粗糙的丝网印刷技术。

　　1962年我才为他们搞图形设计。罗宾•费耶(Robin Fior)来找我，说“百人委员会，核裁军运动的核心组成员，要求我召集一批设计师帮助搞宣传材料，你可不可以设计个标语牌放到地铁？”核裁军运动秘书长佩姬•达夫(Peggy Duff )看见我给百人委员会做的标语牌后特意来看我，说“我要你为我们工作，你再找些设计师来一起给我们工作吧。”后来她成了我的好朋友。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她让我连夜做出来，我就连夜做出来。佩姬(Peggy) 有个星期天来了，说“我们需要一个标语牌，下周放到地铁去。”渐渐地，标语牌越来越多，我把它们一个个摞起来，感觉就像是它们在讲述一段征程——好像拂晓，月亮从细细的月牙儿变成一轮满月。

　　那些高高的大旗子是为1963年复活节游行设计的。我们把核裁军运动的标语模板和廉价的黑布发到每个支部让他们自己做旗子写上我们的标语“反对氢弹基地”。到了游行的那一天，所有的旗子好象都是一个人写的。游行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成百上千的旗子在游行队伍中，我们走到政府的白厅那里，简直就是像一队入侵的军队。我接到核裁军运动主席坎南•柯林斯(Canon Collins) 的信，说那些旗子“效果极好，非常引人注目”的。可是过了一些时候，我感到有些不安—那些旗子让我想起那些高高的效果极好的纳粹聚会时用过的旗子。

　　我仍然是核裁军运动的一份子，而且仍然感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正义的运动，现在更甚于从前。

　　什么促使你做《当务之急》(First Things First)宣言的？

　　1963年底，我经营自己的公司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所以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客户。我发现，老一代的设计师，其中有许多我的老朋友--我不是在暗示我们之间不睦—曾经错过了一些机会。平面设计的业务是准备为不论什么客户服务的，设计师可能没怎么思考他们为着什么而工作，以及他们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环境方面，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的影响。我认为我们不妨多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我们那时侯都参加了左翼的政党。我们那时想要社会变革，而且我们感到自己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学生们总想让我谈谈《当务之急》(First Things First) [1999年修订]。他们问我：“我们是否应该为慈善事业多做些无偿的专业服务？”上帝啊！当然不是。那样的话，你可怎么活啊？你怎么生存下去？他们认为他们的教学内容应该多些社会觉悟，可是我说，“不是的。我想你们应该从生活中得到社会觉悟，然后带到工作中来。你们的教学应该全部教技巧，因为技术差，你就没有出头之日。”这些年以来，我一直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人们以为只要你一讲道德态度就有理由把一切利益都抛开，只谈道德，好象那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并非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