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平面设计展参展设计者访谈之斯哥特•金（Scottking）-理论文摘-中国设计之窗

　　在i-D任美术编辑的经历是否使你的Crash设计项目更具个人风格？

　　我也不清楚是自愿离开的还是他们炒了我，反正那个星期糟糕透顶，我们相互厌恶，于是我就离开了那里。当时我是作为自由职业者谋生的，此后四、五个月我决定做Crash。我心仪的受众是i-D杂志的读者群或这一类人。因为Crash的政治性是很宽泛的，我不想让它变成纯政治的东西或者带有新左翼视角。我想让它有大众政治的色彩。我从来没想让自己纯粹政治化。我只想让作品有点政治色彩。Matt Worley任文字编辑，他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对我来说当时把这种语言引入流行文化很刺激。时尚类杂志是非政治性的。只是对流行文化有所批评而已。基本上这是我们俩人合作的结果。Matt对我来说是理想的合作者，所以我要继续和他合作。

　　什么影响了你的思维方式？

　　整个这一派系的人对我都有影响：Jamie Reid，环境派，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Wyndham，以及Lewis 的Blast. 我们的Crash就是模仿他们以及情景派的东西。朋克音乐对我有重要影响。同样，我也喜欢《新奇》(Nova )和《先锋》 (Avant-Garde)那样的杂志，以及1960年代的那些设计精美的杂志。我非常想把自己的东西做成经典。因为我的思维和作品带有明显的朋克影响，我确实不想成为朋克风格的仿制者。我决定反朋克之道而行之，设计风格追求简洁而大胆，现在大都用电脑制作了。

　　你怎样与Worley合作发展Crash的内容？

　　我在King’s Cross(国王的十字架)那地方有一个工作室。附近的街角有一个酒吧，我们坐在那里往往一聊就是一整天而他会记下聊天的内容。在“Loaded”和青年杂志最畅销的时候Crash创刊了 [1997年春天]，Matt想写一些以中产阶级毕业生为背景的东西，这些人像足球流氓那样反叛，或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他会先提出类似一篇杂文的想法，然后我们整理出一些自以为可笑其实很蠢的大标题，什么“卡纳比街的传教士”，“波尔布特面条”和“林荫大道我的家”。他夸大其词使其具有挑衅性，但愿是聪明的而不是愚蠢的挑衅。我做封底，设计个足球场示意图或别的什么。

　　第一件作品是我们自己去推销的。我们把它送到中心艺术学院(ICA)，The White chapel Art Gallery (白色教堂美术馆) 和所有该去的地方。我们把第二件送给Dazed and Confused(情乱神迷)做了免费样板。我们致电一些发行商，但没有人感兴趣。于是我们像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那样亲自去商店里兜售。

　　继Crash之后你怎么又做起了画廊作品？

　　确实，这对我来说像是再次起步。这不是Crash的终结，因为我们尚未停止工作。它只是静下来了。我非常想开始一些自己的工作，不再囿于政治概念的束缚，也不再受杂志版面的约束。1999年末，“Crash”在中心艺术学院展出之前，我参加了一个团体展，名称是Robert Prime，就是后来的Magnani。那是我认真为公共美术馆所做的第一件艺术作品。老实讲，我做的很吃力。对我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语境的转换。作为美术主管和设计师，我所提出的方案是精确的。这些方案属于抽象派还原艺术，而且每一种做法都很简单。可是在艺术领域这么做行不通。你必须给人们留出想象的空间。

　　就这些墙上作品而言，你关注些什么？

　　我想是流行音乐和自怜的情感。这也许对，也许错。这些东西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有了想法我就去做。我越来越退缩到文字之中。我没有扫描仪。我没有工作室。我也不动手做什么。我所做的一切都和文字有关，因而其中许多，不可避免的，带有自传的性质。这能起到净化情绪宣泄感情的作用。如果是真实的，效果就很好。作品可能相当滑稽，但也可能是忧郁的。另一方面的作用是还原：努力在视觉上保存这些强烈的情绪。那些圆饼图就是这么出笼的，圆饼图令人对整体的情形一目了然。

　　按照传统的理解，设计和艺术是两种不同的活动，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中间地带，是否在两者之间还有什么东西存在？

　　我把它称之为“临界制品”。它可能是个浴帘，但却是一个承载信息的浴帘。它可能是墙纸，但却是具有某种看法的墙纸。它是承载思想的媒介。我有很多此类的构思。即使现在没做出来，却仍然可能在那里。在我的意大利画廊我就是这么讲的。他们正在做一系列的临界制品。那才是让我挥洒自如的领域。有时候我有一些想法但又不愿意用艺术形式去表达，在那种语境下，搞成平面设计又太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