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筑美学：城市形象的设计-理论文摘-中国设计之窗

　　为迎接2008年的奥运会，北京打起了十分的精神，在城市形象设计上绞尽了脑汁，虽说仍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但这种努力毕竟是应该肯定的。同样，为迎接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上海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到世博会那年，上海便要建成博物馆150家，除开人所共知的历史、艺术之类的博物馆外，还有诸如银行博物馆、造船博物馆等专门类别的博物馆，作为一个开埠不到200年的现代大都会，这么做，正是扬长避短，用心良苦，虽然还会有不少批评，但大致目标还是不错的。

　　广州呢，广州为迎接亚运会，自然也在大兴土木，力图改善自己的城市形象。虽说广州有3000年不衰的古港，2000多年的建城史，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近代三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当然，还是珠江文化的中心、当今改革开放的前沿，论历史，比北京长得多；论与国际接轨，最早拥有现代意识，同样不逊色于上海。但是，即便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营销城市》一书中，仍是这么说的:“……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广州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正统的文化，具有‘小富即安’的思想。这种封闭的人文文化特点，使广州不能成为文化的先行者，制约了广州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也制约了广州的发展……”因此，“其他一些具有潜力的城市发展迅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这一段评论，亦让我联想起有人给这里文化定义为“小庙文化”的讲演。无疑，这是出自于对广东文化的无知与偏见，其理论根基仍是“中原中心”论，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论，不值一驳的。问题在于，这些理论，何以仍在广东自己的高校中流行，无论高校中这些学者是否本地人，可他们终归要对当地的历史多少有一定的了解。上述的理论，比19世纪来华考察多次的德国学者利希霍芬都不如，连他都认为广东大气，有“经营大交通业大商业的才干”，其“审美意识优于其他地方”——不过，请留意，他当是基于“西方中心论”而得出的结论，毕竟广东文化乃至珠江文化，比中原文化易为他理解一些、或容易契合一些。

　　今天改革开放之广东，其高速的发展，是印证了利希霍芬的断言，还是给某些学者以佐证呢？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我们遵奉的，当还是“事实胜于雄辩”吧。

　　话又说回来，广州在建树自己的城市形象中，又该怎么把自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表现出来呢？怎么才能根除他人的偏见呢？

　　近日，在参与越秀、芳村、海珠、黄埔等区相关的文化策划与城市规划中，倒是有一些想法。的确，即便在某些景观评选中，我们似乎有些偏重于现代设施，而排挤了相当多的历史人文景观，包括像黄埔军校如此著名的纪念地也都未能入选。其实，有些现代设施，尚未经受历史考验，仅拿高度为参照系，过不了几天便会被别的建筑超过。

　　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国际上已有过的城市形象建树的先例。如16世纪，意大利则有“在图板上设计出来的”帕尔马洛城，19世纪至20世纪，两个巴黎——古巴黎与新巴黎，以及其推行的闻名的奥斯曼改造工程……诸如此类的城市美化大手笔，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沿此思路，我们能不能考虑，在广州的老区与新区，由于各自的“文脉”与现状不同，其建筑乃至整个的城市布局，在确立其格调或主题上，当有所倚重而不千篇一律。当我们如数家珍地说起越秀区是古南越国的皇宫所在地，不仅有宫廷花园、越王台、南越王墓博物馆，还有慧能剃度的光孝寺、道教五仙观、伊斯兰教光塔及基督教石室；当我们历数扶胥浴日、东海渔珠以及南海神庙、黄埔军校、柯拜船坞等黄埔区的景点；以及海珠区的大元帅府、花塔、南石头“东方奥斯威辛”，还有芳村区的花地、黄大仙祠……是否心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底气了呢？

　　而对于新区，如天河、白云区，亦无须学他人的什么巴黎风格、荷兰情调、比利时什么的，亦可找出自己的思路来。

　　如此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方有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