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游吟于翻译与漫画之间-理论文摘-中国设计之窗

　　高莽（1926－）

　　哈尔滨人，文学翻译家、作家、画家。

　　曾任《世界文学》主编，致力于译介和研究俄苏文学艺术六十余年，在青年时代就曾经翻译过俄罗斯著名文学大师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后来又翻译过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玛雅科夫斯基的《臭虫》等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文人剪影》、《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圣山行——寻找诗人普希金的足迹》，准备出版的有《俄罗斯大师故居》、《俄罗斯美术随笔》等。

　　■记者手记

　　“我这个人是随着命运走，命运让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先生用极浓的东北腔对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东北人说起话来仿佛格外诚恳和发自肺腑，透着一股豪爽劲儿。而那些他们所独有的方言词汇更具有普通话难以言表的趣味和魅力。

　　但是，东北方言却一度成了先生做翻译时的障碍。年轻时的他从未离开过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伪满洲国，以为全国人民都是这么说话，翻译出来的作品也充满了东北俚语，直到一位女作家提醒他语言不纯。

　　有趣的是，谈话期间，先生不断地与我商量：“我做翻译真的没什么好谈的。我想，要不我们谈谈我画的画吧，那更有意思一些。”说着，就起身拿出许多画作出来给我看。

　　我说：“我发现您对绘画的兴趣要高于翻译啊？”先生马上点头说：“是的，是的！是命运让我做了翻译家。”

　　我不喜欢做翻译

　　高莽先生的笔名众多，不过“乌兰汗”这个名字却称得上大名鼎鼎。记得第一次读到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录《人与事》时，译笔的美丽让人惊讶，后来才知道译者“乌兰汗”就是高先生。

　　从我17岁公开发表第一首翻译作品算起，译龄已有60多年了。但最初，我并不愿意从事翻译工作。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东北长大的。面对当时的现实，特别是看到奴相十足的“翻译官”，十分厌恶。我觉得翻译是给别人服务，替统治者做事。

　　我当时译的是屠格涅夫晚年写的《曾是多么鲜多么美的一些玫瑰》，这首诗的名字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因为它给你带来很多幻想。读这首诗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朦胧的希望在呼唤着自己，感觉挺神秘的。

　　那个时候，哈尔滨是伪满洲国的一座城市，生活太黑暗了。要想去北京，还得办出国护照。我活得很消沉，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也没有革命意识。

　　1945年8月15日哈尔滨光复，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我在友协的报社工作，常常翻译些俄苏的诗歌散文，当时用过至少有七、八个笔名，其中一个名字是“何焉”，我是在反问自己：“我不喜欢做翻译，为什么还在做？”1949年初有一天，路过哈尔滨的戈宝权同志想和当地的俄苏文学译者、研究者见见面。那时候，他很有名气，是研究苏联文学的头面人物。

　　我跟戈宝权说了我不想做翻译的想法。他说那要看是给谁做翻译，翻译的是什么作品。我立刻领悟了，从此，我决心要为人民做翻译，并起笔名“乌兰汗”，即做“红色的人”的意思。

　　全国都说东北话

　　高先生受的教育不多，才会有“全国都说东北话”的笑话。现在回想当年的轶事，除了感慨当时信息不畅，更需要注意的是那一代翻译家的起点和生存环境。

　　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时候，读到俄文版《保尔·柯察金》。这是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它对我的震撼太强烈了。你们没法想象我当时的感动。而且，对比之下，更为自己感到惭愧，所以我把它翻译了出来。

　　1947年，这部话剧被教师联合会剧团选中公演，其中冬妮娅的扮演者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孙杰。那时大家都不了解苏联的情况，甚至人物的衣着打扮也都想象不出来。孙杰常常找我了解剧本里的一些问题……

　　当时尽管演出条件差，但演出场场爆满。解放初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这部戏，用的是我翻译的那个剧本，导演是从苏联回国的孙维世，演员中有大名鼎鼎的金山、张瑞芳等人。剧本里有一些台词是东北话，青艺演出时作了改动，我是在哈尔滨土生土长的，没去过其他地方，以为全国人民说的都是我们那种语言呢。

　　“母亲中最可怜的母亲”

　　阿赫玛托娃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女诗人，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现在回头看看往事，除了荒谬，还需要一点警惕。

　　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让我重新认识了苏联诗歌。多少年后，我在一首诗中写过阿赫玛托娃是“母亲中最可怜的母亲，妻子中最不幸的妻子”，“背负着沉重的黑色十字，跋涉于凄风苦雨的人世，寒霜打僵了她的心，烈火烧尽了她的诗，她变成了影子，影子也得消逝……”1946年，苏联公布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为此作了专门的报告，大肆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那时，我们非常重视苏共的文件。这样一个有关文艺的决议和报告当然要翻译出来，供我国文艺界学习。我译了初稿。翻译这个决议的时候，我并没有读过这两位作家的作品。

　　这个决议和报告把阿赫玛托娃骂得一塌糊涂，说她是“混合着淫声和祈告的荡妇和尼姑”，等等。我不但翻译了而且还接受了决议的观点。1954年，我随着我国作家代表团去苏联参加他们的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和阿赫玛托娃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如果当时见到她，我一定会以决议和报告的精神来看待她……所幸，我们没有见过面。现在我常常想，那个时候脑子怎么那么简单？

　　文革后，我想了解阿赫玛托娃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要被骂作“荡妇”。在北京图书馆借到西方出版的她的原著，书上还打着“内部参考”的图章。一看才发现，她的诗歌毫无荡妇的影子！特别是读了她的长诗《安魂曲》之后，更感到她是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诗人。我翻译了一些她的作品，越来越喜欢。

　　我觉得我愧对阿赫玛托娃。当年我毕竟翻译过联共（布）不切实际的决议和报告，而且还让好多人都相信了那种极左的看法。后来我专程去过她和左琴科的墓，凭吊这两位作家，也写过文章悼念他们。

　　“怎么批怎么合适”

　　经常看到高先生为著名文学家作的画像，这些肖像往往是形神兼似的。有时候不免会觉得高先生其实更应该是一位画家。

　　解放初期，文艺界挨批的，我大概是第一人，只不过我是“小萝卜头”，不为大家所注意，而且在我之后文艺界又出现了几个“反党集团”大案。

　　1948年，哈尔滨响应中央的号召开展了反浪费运动。哈尔滨团市委《学习报》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我画了7幅反浪费的漫画，刊出了4幅。后来，约我作画的编辑传达上级指示，要我检讨，说有人提出批评，指责我丑化劳动人民，是立场问题，对读者有害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不知道是谁又把这4幅漫画寄给了创刊不久的《文艺报》，说画有问题。《文艺报》编辑部邀请了在京从事漫画和文艺评论工作的部分同志，讨论分析了我的漫画，然后委托华君武和蔡若虹两位美术界领导同志写批判文章。

　　华君武在文章中对我充满了关切，文章结尾提醒漫画作者说，一方面要努力学习政治、坚持真理，一方面不要怕犯错误而搁笔。但我怕犯错误，搁了笔，决心再不用漫画进行讽刺了，夹着尾巴做人吧。从此，我走上另一条路：只赞美，只歌颂。当时东北开展向苏联学习的运动，我画了一本表现火车司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连环画，出版后我送给华君武同志，以为他会表扬我，没想到他说：“你画的不是连环画，是给鉴定做的插图。”“反浪费漫画事件”之后，每次政治运动都要为此事进行检讨。因为我长在敌伪统治的环境里，在教会学校念书，家里又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怎么批怎么合适的那种人。

　　华君武后来写文章回忆那段历史时说，批别人容易，批自己难。有一次我碰到他，他说：“当年我批你，可能扼杀了一个漫画家。”我说：“多亏你批了我，也许挽救了一条命。”因为我了解自己的性格，说话没遮拦，如果没有那段经历，以后的政治运动我不知道会犯什么错误。而且我意志薄弱，如果是突然遭遇到那些猛烈的政治运动，说不定就自绝于人民了。

　　不一样的翻译理念

　　高莽先生对翻译的理解无疑是超前的，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体认，《世界文学》为读者带来了更多、更新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

　　50年代茅盾先生主持《世界文学》杂志时，我作为翻译陪他会见过苏联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那个人相当于我国的作协主席。茅盾告诉他说我们要发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个人说：“这部作品宣扬个人主义，对青年有毒害，还是不要发表为好。”茅盾表示和他的看法不同。

　　《世界文学》发表了《老人与海》，几年之后，苏联思想界摆脱了禁锢，也发了这部作品。我当时就想，虽然我们好多东西都学习苏联，总说“苏联是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我们不一定全都不如人家，比如对《老人与海》的看法，茅盾就比他们看得远看得深。

　　我在《世界文学》工作期间，也尽量介绍外国新的流派，有代表性的新作品。

　　我翻译了一些作品。有的老翻译家劝我翻译经典的作品，但我不太愿意翻译前人已经翻译过的。第一位优秀译者费的苦心是不容轻视的，而现在有股不正的风气，有的人找出四五个前人的译本，综合一下，就成了自己的作品。

　　我也不愿意翻译历史已经定位成大作家的作品。我老想跟着时代走，在那些作家没有得到定论的时候，测验我自己的欣赏水平和观察能力，判断这个人有无前途，能否成为大作家，然后把他的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

　　我没能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什么经验，虽然字数在那摆着，年龄在那摆着，但有什么用呐？不过，像我这样既做翻译又画画，自己还进行创作，并且能得到读者和观众认可，也算是幸运了。

（CSC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