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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与敦煌壁画

2006-06-12 14911 0


                      张大千大师

  张大千第一次去敦煌是在1941年3月。

  初临千佛洞,张大千便迫不及待地提灯入洞,只见依稀的灯光下,石窟内的所有墙壁,从顶到脚,都绘满了五彩缤纷的各种壁画,铺天盖地,没有一点间隙,宛如一座金碧辉煌,满目灿烂的艺术之宫!甚至连接洞口和窟中主室的甬道墙壁上,也精细地画满了壁画,与洞口外的破败情景形成了极其强烈鲜明的对照。张大千对随行及家人说:“不得了!比我想象中不知伟大了多少倍。原定计划是来此三月观摩,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

  壁画最大者高达十二丈六尺之巨,而他带去的纸最大的仅丈二,张大千便雇用喇嘛为其拼缝画布、粘接蜡纸,再精心磨就方动笔。壁画上的人物,大小高低不一,高的至天花板,低的离地二尺,为了完整再现壁画,张大千要求自己一行严格按照原壁画的大小临摹,由此蹲着画仰卧着画是常有之事,“临摹壁画的原则,是完全要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入己意,这是我一再告诉门生子侄们的工作信条。……临摹的每幅壁画,我都要题记色彩尺寸,全部求真”。

  画壁画时,张大千上了架子,临空勾摹着壁画上的线条。这种最辛苦的工作只是完成初步的画稿。随后在洞外将蜡纸所绘的初稿覆在画布后面,利用强烈阳光的照射,用柳条炭勾出透过来的影子,再用墨描;稿定后再将画部架子抬进洞内,对着壁画一笔一笔的对着上色,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由张大千自己动手,其余背景上的亭台花叶之类则由门下分绘。就这样画一幅画,少则数日,多达数月,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两年有余,统计画成了276 件。

  敦煌之行,张大千感觉受益无穷,尤以意志得到很大的磨练。“我在敦煌工作,有多方面帮忙都感觉非常的困难,揣想起来,古人比我们更困难。我们在敦煌的时候还有洋蜡烛,虽然不太好,总比油灯好得多。古人在洞中绘画,由于光线不够,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天花板往往几丈高,要画屋顶,一定要睡着、躺着才能够画,但古人的画虽然在天花板顶上,也没有一处软弱的,还有靠近地面的地方,离地只有二尺高,要画一尺或八寸的人物,画的还有一个大故事,这么小的人物,叫我们放在桌子上来画,已经觉得很辛苦了,而他们却在地上侧睡着画,比仰天画还要难。”

  “敦煌壁画所绘之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可以补唐末五代史书之阙文,我认为其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从壁画上的获知,大大促进了张大千对隋唐衣冠文物、乐器歌舞等内容的了解,充实了他历史方面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其技法获得提升。这种影响最显著地表现在其人物画上。有人称其吸尽人物画之精髓,从此画风高古、雄伟、瑰丽,超越两宋前人,所谓“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者,大千先生已兼获吴曹之长。

  随着对莫高窟的了解增多、加深,张大千发现了佛洞的建筑特色和画中人物风俗习惯,还比较出壁画中不同时代的画法特点:“莫高窟的壁画造诣,言人像,盛唐用笔雄浑,高远极峰。每一时代人民情绪亦可考见。北魏喜夸张,画多夸大,西域新疆出良马,北魏画马,多以西域,马蹄较常马大两倍,其夸张与此概见。开(元)大(宝)之后,天下大乱,画多草率,宋尚礼学,画法拘谨,类今图案画者,人像亦干枯,不及唐人丰满,行笔用色,各不相同。”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价值有了更高的认识。他认为,“虽然千佛洞之画为宗教画,但古代之衣冠文物,亦可以从中看出。因洞内有一人造佛像,就有一当时造佛像者之像,即所谓‘供养像’,此等画在历史上之价值,更足珍贵,不仅有其美术价值而已。”

  同时,张大千还完成了平生仅有的一篇学术论文《关于敦煌壁画》。

  对敦煌壁画接触得越久,张大千越为它所征服,他后来多次指出:“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敦煌壁画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张大千敦煌归来的画展给平静的绘画世界一池春水,带给世界一次又一次惊叹。许多人通过张大千的画作认识敦煌的壁画,并为这沙漠中宁静却跃动的美而感叹。陈寅恪评价张大千的敦煌行说:“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CSC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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