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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雕塑成“垃圾”

2006-06-12 6624 0

  著名建筑师伊里尔·沙里宁有一句名言: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城雕是城市的“眼”,它的好坏直接映射了城市在文化上的追求。美城雕是艺术,丑城雕呢,又该如何处理?


  “一窝蜂”不可忽视

  著名雕塑家钱绍武

  与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不同,雕塑包括城市雕塑的发展直接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城雕的兴盛绝对是国民经济上升的反映。在不少国家,当经济出现波折或下滑时,首先会砍掉城雕项目。目前的中国,国民经济稳步上升,无论大、中、小型城市普遍面临着提高城市文化水准、改变城市形象的需求,不光要建房子,还要美化环境,城市雕塑成为美化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当然是好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对城雕创作者来说,社会有如此广泛和迫切的需要,这可是全世界都没有的机会。欧洲许多国家现在上一个城雕项目非常不易,也非常隆重,因为城市里适合的空间大多已被高水平的作品占去了,突破起来相当困难。

  但是,类似全国范围一度出现的“城市广场热”、“步行街热”,城市雕塑也存在“一窝蜂”问题。到处都在做城雕,仿佛一夜之间要把所有空间都填满,大量“城雕垃圾”令人震惊。城雕创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城市雕塑必须讲究环境艺术,如果创作者不懂得空间安排、空间转换,其作品就无法达到理想水平。雕塑与绘画不同,雕塑本身并不创造一个整体环境,艺术家必须从环境艺术角度加以考虑,懂得利用各种环境要素,协调作品内在气氛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让观赏者能以充分的心理准备接受雕塑。亨利·摩尔的作品在北京展出时放在北海公园里,就不大合适,其作品的内在气氛与园林景观不相称。亨利·摩尔曾说,雕塑家必须做小型稿子,还必须到现场了解环境,往往一棵树就可能影响到尺度上的变化,光有图纸是绝对感觉不到的。如果原有环境因素不足,也可予以补充。我为中国音乐学院做阿炳塑像,感觉光有孤立的阿炳像不够,就加做了一片江南旧墙。我小时候在无锡与阿炳住在一个院子里,忘不了阿炳贴着水乡湿乎乎旧墙走路的样子。这堵旧墙与周围的环境一起,表达了一种重压感、凄凉感,将观者带入作品。

  (钱绍武,创作有《大路歌》、《李大钊纪念像》、《孙中山纪念碑》等雕塑作品。)


  孙墨:“坏”雕塑就是该拆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而雕塑是最能代表和象征城市文化底蕴的标志,巨型雕塑的磅礴气势,甚至能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纵观近年来深圳的城市雕塑建设,无论是纪念性雕塑还是其他雕塑都不乏精彩力作,但是,与国际一流都市比较,深圳的城市雕塑在数量上还不够多,在艺术质量上显得参差不齐,真正能够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尤其缺乏。个别粗制滥造或在尺度、形体、色彩等方面与环境很不协调的雕塑出现在公众场合,给观瞻者造成了负面印象。对于这样的雕塑,该拆时就绝不能手软。像上海,在大力扶持城雕精品创作的同时,也采取有力措施,把那些粗劣的“城雕垃圾”及时从市民的视野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城雕垃圾”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现在虽有资格证书制度,但创作人员的市场准入管理实际相当混乱,大量不具备专业素质的人在搞创作;决策者或使用者审美水平、加工质量等因素也是导致城雕作品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需要解决。

  深圳在城雕建设上,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我想,首先在观念上,不要把城市雕塑仅视为城市容貌的点缀和装饰,而是要看作现代城市建设的标志,是城市的历史底蕴、文化水准和精神风貌的凝结和代表。其次,要加强城市雕塑的总体规划,整体布置、科学论证和综合安排。政府应起主要作用。第三,对城市的标志性雕塑,一是必须建立,二是不可操之过急。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第四,充分利用现有的多个广场资源,建设各具特色的雕塑或群雕,“深圳人的一天”非常成功,这样的群雕应该再多一些。

  (孙墨,深圳青年雕塑家)



  留着,让它成为"镜子"

  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

  以前,我看到我们深圳的大街上到处都是狮子,特别是银行、证券公司,每个门口摆一对狮子,觉得既不审美又相互雷同,还是拆掉好;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其实这就是文化啊!这些业主希望靠狮子避邪镇宅、招财进宝,这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延续。他们门口摆狮子并不是为了审美,当它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支持的时候,谁能禁得了。它们的存在是深圳历史的另一种表述,不管今天还是将来,人们都可以通过这些狮子来阅读我们的城市,感受深圳人的内心,它的确是真实的。如果拿审美至上的眼光读它们,读得懂吗?

  拆除坏的城市雕塑的呼声在中国出现好几年了,这些拆除的呼声有的来自公众,有的来自专家,当然也有官员的指示。

  拆还是不拆,看起来像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

  我想开门见山地说出我的看法,那些被认为是坏的城市雕塑,只要不威胁公众的人身安全,只要对环境生态不产生直接的破坏,只要对城市的交通和设施不构成直接的影响,能不拆就不拆,能保留就保留。

  如果说这些坏雕塑是匆匆忙忙的非理性建设的结果,有的是靠行政手段强行立起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利用行政手段又匆匆忙忙地把它们拆掉,同样是非理性的,同样是简单粗暴的,同样是没有规矩的。表面上看起来,这种行为是在纠错,实际上,这时的拆与那时的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它们都是一些“意见、看法、指示”的产物,它们没有纳入有效的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管理、监督的系统。如果这些雕塑的建设是一个错误,那么拆掉这些雕塑同样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以否定的方式,肯定和强化了非制度性的行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恶性循环,拆了建,建了再拆。谁能保证以后这类的雕塑不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冒出来呢?在一个刚刚吃饱饭的国家,大规模建城市雕塑还没有几年,就这么拆了建,建了拆,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

  好坏先不说,就让它放在那里罢,姑且也发挥一下“镜子”的功能,以史为鉴,以正衣冠。

  以古观今,那些被认为是坏的雕塑,只要出现了,就是史料,它们至少还有社会学的意义。几百年后,几千年后,后人看它们与我们今天看古人一样,也会兴奋得不得了,它非常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说明了我们今天的很多事情,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制度、风习、时尚、趣味等等。如果语言是用来掩饰思想的,那么雕塑就是对思想的直接敞开。有一位英国的艺术史家费里德兰德曾经这样讲过:“说到文明,一只鞋能透露给我们的休息,和一座大教堂所蕴含的内容一样丰富。”鞋尚如此,何况雕塑乎?



  曾成钢:填空、“补壁”的观念相当落后

  要协调城雕设计与城市空间,有两类较好的方法:一种是雕塑家设计出较成熟的、非常风格化的作品,被人看中,摆放在合适的环境中,怎么搁置,搁在哪儿,很有学问;还有一种强调环境与雕塑的整体设计,由好的景观设计师做好的景观,城雕仅是其中一部分,景观中树怎么种、凳子怎么设计都很讲究,也许人走在其中,就是走在作品中。现在这种方法越来越受关注。巴黎的德方斯新区,就是这样的设计,考德尔、米罗等雕塑大师作品的摆放都在设计之中,这是大手笔、大制作,我们现在还缺乏这样的制作,把握不了,基本还只将雕塑用来填空、“补壁”,这种观念已相当落后。

  深圳的“拓荒牛”也很不错,是市政府的标志。既彰显了深圳拓荒的精神,也暗示了政府服务百姓的承诺。后来许多地方的城雕都做牛,就没意思了。

  (曾成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长期从事雕塑教学与创作。雕塑作品有《鉴湖三杰》、《起舞》、《丹心忠魂》等。)


  郑宏: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的脱节是主要问题

  目前的城雕领域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艺术创作本身的、艺术之外的种种因素掺和在一起,导致了部分作品艺术水平低、各地城雕风格雷同等种种不和谐音符的出现。在今天,尤其需要强调和澄清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处理问题。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的脱节,是当下我国城雕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例如北京去年在石景山公园建的国际雕塑园,将雕塑集中放在园子里,收门票,从城市环境空间艺术来讲,这些雕塑根本没有融入公共空间、融入城市。

  (郑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景观艺术设计教学与研究,著有《广场设计》、《环境景观设计》等。)

(CSC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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