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艺术领域去占有一席之地对平面设计者显然具有吸引力。电影制作者、剧团、美术馆和博物馆一类的客户往往有相同的世界观和视觉品味。只有在这个领域中,街头的广告牌还能保有其重要性。George Mayhew为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所做的设计和Graphic Thought Facility为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所做的设计之间相隔了30年,虽然风格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促销。Richard Hollis和Whitechapel画廊(Whitechapel Art Gallery)的关系始于六十年代,可说是设计师-画廊合作伙伴关系中历史悠久、硕果累累的那一种。这种关系既考虑到经济和实际因素又兼顾具有明确定义的标识要求,使画廊看起来既可亲又端庄。九十年代早期,CDT的颇具影响力的英国国家歌剧院的无衬线字体的标识最好地说明了艺术组织的视觉表现是多么重要。State为Onedotzero电影节逐步改进了标识设计,因而显示出移动影象和印刷品共享相连意象是多么具有影响力。Hi-Res!设计的实验性电影网页把电影叙事推向一个新维度。
音乐
英国流行音乐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如此高水平的创造力需要旗鼓相当的高水平视觉回应。到六十年代中期,乐队开始把他们的唱片当作艺术品来做,因而他们需要与之匹配的封套。披头士开了先河,“左轮手枪”(Revolver),“佩玻军士”(Sgt. Pepper)和其他专集用了一系列的古典装潢的唱片封套。有些通才的设计师如Robert Brownjohn对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大部分唱片封套设计师都是专才,自Hipgnosis以来的唱片封面设计都是紧扣音乐内容的。七十年代晚期朋克潮之后出现了视觉资源的大爆炸。英国音乐平面设计引领潮流,平面艺术设计大师,如Barney Bubbles, Malcolm Garrett, Peter Saville和Vaughan Oliver创造了这一时期最辉煌的一些作品。这一行业的优势在于风格的灵活。这使它既能表现严苛的八开的版面设计又能表现爵士乐中的连复段或是Tomato的即兴表演。进入2000年,尽管人们有些担心音乐平面设计的空间会变窄但这仍然是一块大胆创新之地。Julian House的作品就是明证,他综合了各家的影响,从流行乐到新浪潮,都浸透着逼人的数码时代的美感。
社会现实
英国平面设计师们一直以来都少有主动投身到政治和社会争端中去。只有在非常紧张的时刻,事件爆发了,他们才会介入。通常他们都会固守原有的政治信仰。他们曾介入五十年代开始并持续到六十年代的抗议核武器示威。Robin Fior和Ken Garland为百人委员会和裁核运动制作的广告牌具有永久的力量。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David King,此人曾为《星期天泰晤士报》杂志(Sunday Times Magazine)工作,创作了具有煽动力的标语牌抗议南非种族隔离和极右翼民族阵线的兴起。雄心勃勃的设计师们的创新想法有时候也只能让位于平庸的市场需要或缺乏设计意识的客户,然而他们有时也和慈善组织有效合作,比如Sans+Baum这个致力于突破乳癌研究的慈善机构。毕竟象Jonathan Barnbrook这样利用颇具挑战性的美学设计表达个人政治信念的设计作品并不常见。不和某一项事业联系在一起,此种设计所能取得的成就必定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