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徐先生1895年诞生，卒于1953年，得年58岁———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也不会成为徐悲鸿。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是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为什么呢？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么？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又譬如第一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阀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的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

        当年徐先生回国出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他不必加入国民党，不必接受政审，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敌，就是刘海粟———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中国也有：譬如北宋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和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得出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傅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付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账；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结交，人家买他的账；他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账；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傅作义召开的京城贤达名流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傅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账；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账。

        徐悲鸿给学生俞云阶送一幅大字“勇猛精进”。结果俞先生当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头。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一意孤行”，今天哪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让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所以我也给在座各位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

        最后我要替徐先生庆幸：在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可谓生逢其时、死逢其时啊。（本文系陈丹青在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徐悲鸿艺术研讨会的发言，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