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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虐残暴毁灭的语言 行为艺术病态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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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自虐、残暴、毁灭式的语言,以生肉、尸体、动物、人体为材料的创作,在2000年中国前卫艺术界蔚然成风。而朱昱“吃婴儿”的行为艺术,将之推到了极致。

  在不久前成都举行的“凯莱·帝景2000年中国艺术精英年会”上,美术批评家彭德直斥这种蔓延的暴力化倾向是“走火入魔”。

  “我们需要智慧、温和的前卫艺术”,他呼吁。

  艺术越做越残酷,王林被一组照片吓坏了。

  在不久前举办的上海国际双年展的外围展《不合作方式》上,这组照片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照片上显示有些人在往河里倾倒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呢?一看作品标签,王吓了一大跳:“材料:人油”。

  王林的第一个念头跟大家一样“不艺术”──“天,这东西从何而来?”

  镇定之后的第二个念头与其艺术批评家的身份相称起来,并且及时幽了一默。“听说老外在北京买这类照片,出价出到1-2千美元。可见异国奇风确也值钱,这些事儿现在都下放给中国人去干。我想如果标签标得具体一点,比如”法国人油“或”美国人油“,出价还会这样高么?”

  在做这番思想的时候,王林显然还没有看到另外一张照片——否则他不应该在当天的“观展随笔”里拿上述“人油”的行为艺术大发感慨。

  事实上,那张照片也参加了《不合作方式》的展览,只不过锁在现场的一只皮箱子里,一直没有打开,它的作者朱昱也早早回了北京──主要是担心这张照片拿出来,展览就会被封掉。但这张照片已经印在了展览的画册上:在一张雪白的桌布上,摆着一杯诱人的金黄橙汁,而朱昱埋头在吃盘子里的一样东西,吃东西这个行为没什么特别的,特别之处在于,那盘子里放的是一个死婴,清炖的死婴。

  上海双年展里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比如庆庆脱到只剩三点,入身于一个爬满螃蟹和虫子的容器中,比如杨志超著名的在肩膀上不打麻药“种”上两棵草,比如朱冥乘坐一个大塑料袋气泡漂流苏州河,相比以上作品,都“小巫见大巫”了。

  2000年的中国行为艺术界,被血腥、暴力、尸体的那种残酷气息弥漫。而朱昱的这一行为,标志着这一“暴力化倾向”被推进到了极致。

  曾几何时,前卫艺术界里,张洹、马六明惊世骇俗的作品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极端。马六明的经典作品是“男女同体”以及性自虐,利用他象漂亮女孩一样的面孔和他的男裸体制造出一种“第三性”的幻象,模糊了人们的判断。张洹的《65·5公斤》是用铁链把自己捆在屋内距地面三米的房梁上,从自身流出250毫升的血,并滴落在加热的盘中,沸腾、烧焦后的血散发着腥味,让人们直视血腥和暴力。张洹还有一个作品叫《十二平方米》,自己赤身裸体端坐在一个肮脏的厕所里,让苍蝇落满全身。

  但比较起新一代艺术家们来,这些都太“小儿科”了。新生代以他们的来势汹汹宣告了前者已经“过时”。

  对伤害的迷恋

  2000年的前卫艺术家似乎沉醉于一种暴虐的快感中。

  进入公众视野的这类行为艺术作品,是从今年五月在南京的《人与动物:唯美与暧昧》开始的。名字叫做《五月二十八日诞辰》的作品,被形象描述为“牛肚子里钻出一裸男”——在清凉山公园,一位艺术家钻进一头剖开胸膛的牛肚子里,让人缝合好,然后挥刀破肚而出,赤身出来以后,向空中抛洒玫瑰花瓣。他要体验的是一种出生时的感觉,只不过他这次生于死牛肚子里。

  同时举行的其他作品还有亲吻小鸡,导致小鸡大量死亡,打碎鱼缸,让金鱼窒息而死等。总之,人和动物的关系,在这里面的表现绝对不是“唯美”的,而是“血淋淋”的。

  也许这些作品都大有深意,但显然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导致作品不仅不能被公众理解,而且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和愤怒。

  被称为中国前卫艺术“精神教父”的栗宪庭策划了《对伤害的迷恋》展,在中央美院雕塑研究所悄悄举行,这次展览大量使用了动物和人的尸体作为材料,视觉效果极其惊人(残酷?恶心?)以至于当场有人呕吐。在不少观者的抗议和院方的干涉下,展览在开幕三小时后不欢而散。

  不少惊人的作品都是在这个展览上出现的,朱昱那次从自己肚子上取下一块皮,“移植”到了猪肉上。而秦嘎作品中,直接使用了成年女性的尸体标本,做成爱滋病人的病状。还有热衷于创造“新物种”的萧昱,把几只小鼠缝到了一起,又一次做上帝“。

  不过,老栗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对伤害的迷恋”的确可以精确地概括2000年中国行为艺术的某些趋向。这种伤害不仅针对动物,也对人,自己或者别人的尸体。

  张晓刚和方力钧等艺术家在这个展览面前也显得“保守”起来,认为“这是对人类的不尊重”,但栗宪庭认为,这个与道德有关的问题的背后是与死亡的文化有关。“人赋予了人体标本以文化上的东西。如果人体标本被当成一个东西,它最大的好处是人给予它文化上的含义被消解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东西,死人已不是人了。”

  栗宪庭感到很高兴,“英国的赫斯特没有做成的作品,让中国人做了。它确实把艺术的材料拓展了,又突破了一个禁区。”之所以能够“MADE IN CHINA”,老栗认为,因为在西方法律和宗教的力量很严格,而中国还没有法律规定能否使用这种东西,为实验艺术留下一些空子;而中国又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

  朱昱在被问及是否受到西方影响时也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受西方影响?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比他们做得好了。”

  但ELONG网上评论行为艺术的一篇文章(作者不详)似乎就是对这种“民族自豪感”看不惯:“据说英国艺术家赫斯特剖切肉牛、用鲨鱼”制服“观众的手段,已使之赢得”当代文化英的光荣称号。我们的观念“自然”“赶美超英”、“与国际接轨”,才算前卫,才有可能真正“走向世界”。于是乎,在北京最流行的赞美词是“哥们儿,太狠了!”以此回应南方卡通一族的“太酷儿了!”从而也修正了上个世纪末有点土鳖味儿的“太牛逼了!”“暴力的悖论

  1999年4月的一天,王楚禹从市场上买了些鸽子,请艺术界的朋友吃了一顿“鸽子全席”。在铺着星条旗的桌子上,大家觥筹交错、和和美美,但王突然现场宰杀了一只鸽子,鸽子扑腾、挣扎,到处血迹斑斑。

  艺术家们立刻起身跑到了一边,有些人愤怒地向王身上砸烟盒。于是王楚禹问他们,你们现在看电视,看北约轰炸南联盟,天天有成堆的尸体,你们为什么无动于衷呢?你们现在想挽救一只鸽子的性命,但你们吃烤鸽的时候为什么不想到它必然经历了这么血腥的过程呢?如果不在你眼前发生,这些是不是都会被认为是幻觉?

  但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不到一个月,大使馆被炸,战争果然在身边出现了。

  对《鸽子全席》,艺术家的反映并不一致,有些人评价很高,但有些人非常反感,同样是行为艺术家的高氏兄弟,就提出:“艺术家以暴力的方式反对暴力,这在逻辑上已经走向了其观念意图的反面。我们是否有权以艺术的名义虐杀一只鸽子,对一只鸽子施暴与对一个人施暴,从对待生命的根本意义上有何不同,艺术的限度何在?”

  王楚禹自己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以这种方式做艺术实在是一个悖论,所以决定永远不再以这种方式做作品。“如果不在乎手段,我们就不是艺术家,我们可以革命、杀人或者成为恐怖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怖分子可以做得更精彩,如果他们是艺术家的话。”

  《鸽子全席》做的时候是1999年,那时侯杀掉一只鸽子就反响很大,而王楚禹悲哀地看到,行为艺术界犹如在追求吉尼斯记录一样,在比赛谁比谁更狠,谁比谁更有视觉冲击力。“视觉的冲击力不是真正的震撼和冲击,表达什么应该更重要。”王楚禹甚至嘲笑他们:“即使就残酷而言,其实他们并没有进入实质和精神的残酷。”

  在“硝烟弥漫”的上海双年展,他选择在展厅的阁楼上,不吃不喝呆了几天,摄像机把这一切都传达给了观众。

  作为《不合作方式》的策展人,在评述起展览中暴力倾向明显的作品,冯博一显得有些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艺术无疆界,应当鼓励实验性的探索,“前卫艺术强调的就是反叛意识,实验、超前和挑战,肯定也就有一定的不成熟性。”但问及他自己的感受,他也表示并不喜欢,认为那是反自然的。

  “要么是大爷,要么什么也不是”

  在对行为艺术暴力化倾向的探讨中,有几个焦点问题:

  首先,这种极端真地是革命性的吗?在不久前四川成都举行的2000中国艺术精英年会上,美术批评家彭德他认为,他们实际上很滞后,不仅仅在形式和载体上滞后,在思想层面上也严重地滞后。“从表现形式上,基本沿袭了西方旧式行为艺术,在精神层面上也没有脱出西方六十年代以来的主题:暴力、性、吸毒,唯一的不同是暴力现在是文化暴力,性是性变态,吸毒是享受性吸毒,体现的是人类文明的堕落。”他认为,沉溺于这种病态艺术中的艺术家,实际上对前卫艺术精神缺乏真正的理解。

  批评家朱其认为:艺术不是为了超越而超越,关键的是是否提出了新的艺术思想,而现在看来,他们没有。

  再者,他们是否真诚?是否在制造噱头,想要迅速出名,引起中国但更重要是西方的注意?——援马六明和张洹的先例,那也是一条致富之路。最前卫的艺术和最庸俗的商业距离到底有多近?

  艺术界现在流行“十分钟成名”的说法,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想要成名,斗狠斗勇是最快的。艺术家的恶习越烈,名气越大;恶习越露骨,成名的速度就越快。

  大同行为艺术家张盛泉在2000年1月1日自杀,他自杀前写过一段话:“艺术已经成为一种故意,文化也只是一种策略,人被自己背离了。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成为大爷,要么什么也不是”。

  朱其说,在行为艺术中,艺术家的人格是非常重要的,但中国行为艺术家的作品和平常状态相差太远,他们在作品中超常地反叛,而在生活中却有一种贵族化倾向,追求的是舒适和“小资”。不仅他们作品和生活不一致,作品前后不一致也是个问题,据说“牛肚子”里钻出的裸男,在那之前还在架上认真地画“玉米棒子”,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但也很说明问题。

  在拉萨,张盛泉曾经做过一件失败的行为艺术。他背着一头小山羊过河,然后准备屠宰它,后来因宋冬劝阻,大张放弃计划,放生了这头山羊。王林认为,“他可以放生动物,却并不放生自己。这就是行为艺术,伟大的终极的只对自己和上帝负责的行为艺术。因为有大张,那些虐待动物,玩弄尸体的投机者,即使”成为大爷“,也恐怕”什么也不是“。”

  当然,在我们并不清楚了解那些极端作品的动机时,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是真诚的,在这个前提下,却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智慧,是否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

  孙原、彭禹、朱昱、杨志超在回答记者关于有否想到观众接受程度时都表示:他们不能想那么多,他们对自己负责就足够了。而彭德用鲁迅的说法定位这些暴力艺术家们疯狂的勇士“。他们的疯狂可能让他们的勇敢不值一提甚至成为恶的力量。

  顾振清的《人与动物》在公共空间的展出,不仅被公众反对,也被很多批评家所反对,认为那种蛮干不仅没有沟通艺术家和公众,反而堵塞、切断了这一联系。

  暴力化的行为艺术还能走多远呢?彭德、朱其、冯博一都认为没有太多出路。特别是彭德,认为行为艺术已经走火入魔,对于一个已经走火入魔的人,你还能指望它在魔路上走多远?“极端的艺术样式就象吸毒,对刺激会越来越麻木,需要吸食越来越大的量,导致恶性循环,一直到死。现在的行为艺术作品不可能更加极端了,除非他杀人或者杀死自己。”

  在艺术精英年会上,他提出,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与那些极端的、短暂的、刺激的样式作为对照,应当有一种温和的、智慧的艺术样式。

  有趣的是,被很多人骂得狗血喷头的顾振清,在此次年会上,也提出来,他并不欣赏暴力化的行为艺术,他正在筹划的一个展览主题与彭德的倡导倒是不谋而合,叫做“慧黠与幽默”。

  “这是中国艺术中最缺乏的东西,也是很高的精神层次。我希望以此来反对目前暴力化趋势越来越强的势头。”这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策展人说。

  看来,未来的前卫艺术界,会更有意思。

  三个行为艺术家

  大众关心的问题与批评家显然不一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精神有毛病吗?”。三位艺术家在接受采访时也被不留情地问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平和地回答:没有。

  碳水化合物

  说起来“吃婴儿”的事情,朱昱的口气起初很平常:“那就是很普通的一顿晚饭”。

  “从化学的角度来看,那不就是碳水化合物吗?”他称没想到美术界的反映会这么大。“我查了很多法律和宗教的书,没有任何规定不允许人吃人,甚至基督教的《十诫》里也没有。”

  但他最后承认,在“作品实施”过程中他自己呕吐了两次。而且两天没有敢回家,因为怕回到当时的感觉,他现在还很担心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但朱昱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虽然他不能清楚地告诉记者他非这么做的理由。“这只是一个事件,也许要等到以后的许多事件,你才能看到我真正在做的是什么。”

  朱昱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他称自己一直在关注人性和神性的问题,而当自己的这张照片和基督受难的照片放在一起时,他发现基督的行为是无效的,因为人类还是这么恶——当然,这个恶的直接景象是由他一手制造的。

  “有没有其他的手段?没有,这可能是表达我想法的唯一途径,通过别的方式也许也能传达,但我认为如果没有强的冲击力,不能刺激人的思考,就是无效传达。”

  朱昱承认,如果以暴力为目的,这个行为可以说确已走到头了,但如果不是以此为目的,他应该还能一直做下去。

  朱昱以前曾经做过的作品有:《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把死人的大脑制成脑浆,放到超市里销售。

  《袖珍神学》——屋顶悬挂一人体上肢,手拿一麻绳,麻绳很长,铺满屋子地上。

  连体婴儿让王林感到震惊的《人油》作者是一对情侣,孙原和彭禹。

  彭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在另一张《人油》的照片里,这位女孩身穿朴素的衬衫,秀发披肩,犹如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她垂下眼睛,神态似安详、似冷漠地拿着一个皮管,给一个放在膝上的死婴嘴中输入“人油”,她的美丽和画面的残酷让这张照片触目惊心。

  代表两个人合作的更为出格的作品是《连体》:孙原和彭禹分别坐在一对连体婴儿标本的背后,从他们的胳膊里抽出血来,通过医用输液管,分别输入到婴儿的嘴里。

  “你觉得残酷吗?我没有感觉,我也不会作恶梦,事实上,有很多朋友告诉我,《人油》的照片拍得特别美。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想清楚,这就象大夫在做手术,科学具有实验性,艺术一样具有实验性。作为另一个世界的代言人,我们选择的材料也许是最直接的,那是用木头、纸等其他材料无法传达的。

  之所以想起来要做这样的作品,彭禹认为与他们童年的经历直接有关系。“你去过那些设施不是很好的火葬场吗?在烧人的时候,能听到炉子里噼里啪啦的声音,那就是人的油,我觉得这是不容易想到的材料。而我一直在考虑有关生和死的问题,我曾经亲眼看到奶奶死去,生命突然间消失了,它去了哪里?”

  彭禹的另一个作品叫《追杀灵魂》,一条死狗放置于高温的聚光灯下,用凸镜聚焦于狗的头部,过了一段时间,狗的头部突然间开始冒出大量的烟,彭禹听到一些人说,他们真地感觉灵魂在那些烟中飞起来了。

  当然,她没有说,也有很多人对此感到反感和恶心。

  孙原和彭禹都是生于七十年代的人,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都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但很快就放弃了架上绘画,转入行为艺术。“我们的心理很健康,没有问题”,对于记者的问题,他们稍有些尴尬地笑着回答。

  肩膀上种草

  母亲之死对杨志超似乎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她勤劳善良,辛苦了一辈子,在日子转好的时候却得了胃癌。在大多数时候,她都是极其平静地忍耐着巨痛,一直到死去。

  对“疼”的体验成为杨志超行为的重要方式,那种感觉让他“惊惧和迷恋”。在上海双年展上,他不打麻药,让医生在自己肩膀上“种”了两棵草。他的妻子在旁边忍不住哭了,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实施残酷的行为。另外,她也清楚知道,一个月前,他在自己肩膀上烙下身份证号码的烧伤还没好利落。

  在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做行为之前,杨志超做的是另一个路子,他曾经扮作精神病人到一个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按现在的表现,现在也被一些人认为够格了),也曾经作为乞丐在北京街头行乞四天。但他突然改变了。

  我不认为这种方式是自残或者自虐,尽管它不是没有这个特征。我强调的不是痛苦,而是承受,至于它的深层是什么,人们在观察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杨认为,虽然形式改变,但他是一以贯之地强调自身和社会的联系与感受。

  “哗众取宠”的说法杨是坚决否认的。因为在他看来,哗众取宠建立在一个“虚”的基础上,具有用一分代价换十分、二十分代价的心理,而他的行为实实在在。“当然,行为艺术这种方式本身就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因此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正常的。既然是前卫的领域,他选择的表现形式可能会显得比较极端。”

  对于那些比他更极端的行为艺术作品,比如“吃小孩”,杨志超不愿评价,因为他认为,判断需要建立在长期观察的基础上,而每个人可能都有他的理由。“我不知道别人,至少我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真诚的。”

  每次做完自我伤害的作品,他的妻子都要陪着他去附近的医院换药、治疗,这对他们本来就窘迫的生活是一个新的压力,妻子曾经劝他不要这么做,但在没有效果之后,对此已经逐渐开始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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