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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理念缺失 久病“高大上”
作者:333cn.com  来源:333cn.com  :

  日前,在南京举行的一次建筑学高层论坛上,程泰宁、崔恺等多位院士痛批中国建筑界求快、求洋、求怪乱象,指过 分追求建设速度,导致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理念缺失,出现了一些基于形式和风格拷贝的“快餐式”作品。

建筑有“病”人知否?

  刘采萍:中国当代建筑存在“求快、求洋、求怪”等问题,这不仅是几位院士的观点,在我们身边,也有许多人经常吐槽此类乱象。最近几年,网友还时不时弄出个“十大短命建筑”、“十大雷人建筑”等排行榜。我不免有一个疑问:相比过去,当代建筑真有这么多病态的趋势吗?

  邓海建:提到中国当代建筑,我总结了十二个字:样子难看,好高骛远,寿命不长。样子难看,主要是山寨建筑惹的祸。这几年,杭州立起了“埃菲尔铁塔”,苏州搭起了“伦敦桥”,至于美国白宫,从安徽小城到深圳这样的大都会,拥趸无数。好高骛远,就是个个恨天高。比如长沙就要盖一座号称比“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还要高的“天空城市”。有统计说,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中有87%是在中国。短命建筑的例子就更多了。2007年,西湖第一高楼被拆,它的设计寿命是100年,仅“存活”了13年;2010年,南昌地标五湖大酒店整体爆破,建成也才13个年头……

  李妍:近几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股“大跃进式”的城市造景之风弥漫各地。地标建筑层出不穷,但叫好又叫座的却不多,一些新的城市景观频遭网友炮轰:“裤衩楼”、“秋裤楼”、“比基尼楼”、“三个蛋大楼”……这些雷人建筑,无论是建筑形式还是建造时间,都充满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心态。

  周东飞:专家说“贪大求洋”;如果是真的“洋”,那倒也不错。问题是,这里的“洋”,其实是一种粗鄙化。表现在形式上,简单模仿甚至是照抄西方著名建筑的问题很突出。各地的“白宫”就是明证。这种喜滋滋照抄的现象,根本不是什么文化自信不自信的问题,而是活脱脱的“土豪”做派。同样的,我们也不惮于大谈民族风格的建筑。可是,所谓的民族风格,就是被简单化成了一道飞檐,或在钢筋水泥建筑上面弄个传统屋顶。说到底,要洋不能洋,要土不能土。无所适从,进退失据。

  李妍:每个人的审美趣味不同,建筑当然也可以逆反大众审美,呈现出张扬个性、炫目、独特等特点,但是即使是“雷人建筑”想真正成为被公众逐渐认可的城市象征,也必须经受时间的检验。埃菲尔铁塔在建成之初,曾被讽刺成“没用的铁架子”,但是随着时间流淌,这座建筑与巴黎的气质相吻合,那么它自然可以成为地标建筑。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雷人建筑,很多似乎没有接受时间检验的机会,因为他们都太短命了。

  邓海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的这段唱词,挺像短命建筑的预言。
建得滥只因拆得狠?

  刘采萍:说到建筑的“寿命”问题了。有个比较数字: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约为132年,美国是74年。而日新月异的中国建筑,平均只有35年寿命。咱们老百姓,经济条件好了,也愿意重新装修一下房子,让生活环境更好一点。那么城市建筑是不是也同此理?规划者总愿意让建筑更美观、更气派一些。反复重建,是我们殷实了、有钱了的体现吗?

  邓海建:这是钱多烧得慌的节奏。“满城尽是推土机”,伴随巨量建筑垃圾的,首先就是烧钱。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曾表示,根据测算,各级政府的负债应该在15万亿至18万亿元。这些钱中,恐怕很大一部分投入在难看又短命的公共建筑上。

  李妍:各种雷人建筑和求高求快的摩天大楼背后,往往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有“摩天楼专业户”之城的绿地集团,就曾直言:“地标性建筑不是我们想做的,而是政府想做”。不少设计师还透露,很多建筑在设计之初,就会被长官意志左右,设计中标后,还常常因为某些领导的喜好而作出修改。所以这些雷人、短命建筑背后的权力身影,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

  周东飞:我觉得这些建筑乱象的背后,其实是畸形的评判体系在作怪。官员追求政绩,但政绩本身也有各种体现方式;最扎眼的政绩当然是大楼政绩、广场政绩。大楼不能太一般化,怪、洋、惊人,最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另外,考察一下我们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多数时候高度依赖投资。这样的增长方式也决定了,城市必须成为大工地。谁的工地大,谁拆得多、拆得快、拆得狠,谁就是明星官员。

  刘采萍:这真是“有擦粉儿的钱,没治疮的药”。与其自我陶醉于“高大上”的地标建筑,还不如在城市地下设施上多投入一点,好歹别让市民每年“看海”吧。

  邓海建:“建筑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从中你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抱负”,这句话是沙里宁说的。他还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但后面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可能要改写,比如上面我们提到的不少地方的地标,有几个是体现市民意志的?城市的建筑乱象,说到底还是不懂规划与设计的人,却在正儿八经搞建筑。长官意志代替了建筑规律,结果自然就乱了章法。

  刘采萍: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当生意做。土地投机获益太大了,在土地上翻翻盖盖,就能把土地价格翻着跟头炒上去。既然如此,干嘛不建、不拆?

  李妍:我觉得,不管是地方领导片面追求形象政绩,还是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导致城市建设陷入“一届政府一套规划”的怪圈之中,主要还是因为城市建设缺乏民意参与。现在不少城市的地标建筑,实际上是耗费公帑而逞私美——— 没有几座的设计、规划是听取了民意的,反而掺杂了太多长官意志和资本打算。这类建筑不仅被公众吐槽,还经常遭遇前任长官满意、后任觉得碍眼的情形,于是难逃一拆了事的命运。

  邓海建:说千道万,公众对建筑的诟病,很多时候不是指向市场意义上的建筑商,而是市长层面的“开发商”。真正令我们纠结的,未必真是建筑的美学争论,而是建筑背后的权力问题。雷人建筑只是引线,权力乱象才是症结。
新生活就一定要丢弃老建筑?

  周东飞:审美理念的粗鄙化,是权力因素之外,中国建筑的一个软肋。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学教书,他说,学校最俏的就是土木工程系。别系学生毕业都愁找工作,而他们系无论怎样都不愁没活干。这是中国建筑的“大跃进”时代,人们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认真思考,哪种风格和样式是最好的、最美的。其实我认为,即使挨骂的那些风格前卫的建筑,也不见得就是真正的坏建筑。我们说“反对求洋”,但“不求洋”的标准是什么?

  邓海建:中国还处在发展中阶段,对国外建筑的新奇、对物质财富的向往、对新式生活的渴望,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多数中国人还是居住在由政府分配的简陋的单位住房。老旧的房子住怕了,忽然进入“舞禁初开”的年代,有那么点儿“洋房崇拜”也没什么奇怪的。

  李妍:说到“求洋”,我倒想起中国建筑曾经还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呢。但是现在,似乎正在被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裹挟进一个迷茫地带,而所有城市几乎不外是非洋不取、千城一面、高大全。你到一座城市,会发现这里和另一座城市没什么区别,几乎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这真的很奇怪,中国抛弃了自己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的身份,转身去求洋,却渐渐失去了自我,忘记了自己的建筑究竟该修成什么样子。

  刘采萍:不管怎么求新、求洋,让生活在其间的人,断裂与传统和文化的联系,迷失于不熟悉的审美情趣,这似乎不是最好的设计。

  邓海建:如果为“千城一面”找找理由的话,我想可能还有两个:一是自古以来,中西方对复制或者雷同这回事,理解就是迥异的。西方人可能认为这是想象力丧失的标志,而中国的历史上,山寨有时就是“秀肌肉”的事情。譬如秦每征服一国,就在都城咸阳的渭水南岸仿造宫殿,称“六国宫殿”。其二是我们法治的脚步比较慢,对知识产权及创新、创意的保护还比较缺乏,抄就抄了,雷同就雷同了,法不责众。

  李妍:中国建筑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接轨,这是建筑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周东飞: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中国的传统建筑:民族风格的精髓到底在哪里?去过故宫的人,有几个会羡慕皇帝的居处?别的不说,通风采光恐怕都有很多瑕疵。

  邓海建:反对一味崇洋与反对一味复古,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当代建筑的不满或者牢骚,也未必就是要回到故纸堆里去生活。问题是,现在的建筑,不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格局,多是一种理念引导,要么顺从官意,要么盲信市场,看不到有血有肉的精神与理念,看不到灵犀闪现的技巧与工艺……

  刘采萍:在那些建筑上看到的,只有建筑的经济属性,而不是建筑与人的联系。刚才东飞讲到中国传统建筑,我觉得,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就是人居和谐,宜生宜长。著名的随园,过去是一座废园,袁枚买下它耐心经营,终成一代名园,即使现在看来,仍有很多让人爱不忍离的美妙。当然,你可以说它没有马桶,没有冷热水管道,有很多不如现代建筑的方便之处。但这些可随时代的进步而改善,是不是我们推倒随园,再起一座设施完善的高层建筑,就是最好的方案呢?建筑界有个说法:好的建筑,是设计师留给世界的纪念碑;而坏的建筑,则是留给世界的耻辱柱。我们的问题在于“纪念碑太少,耻辱柱太多”。我想,纪念碑和耻辱柱的分界,就在于一代一代人,能否从建筑的功用和审美中,得到身心灵性的滋养。这绝不是一两位领导喝彩,就能够决定的事情。
如何遏制“拆哪儿”的冲动?

  刘采萍:说了这么多中国当代建筑的毛病——— 又短命、又雷人、还时不时玩山寨,这让我们不得不问:这些“病”,如何根治?我们要延长中国建筑的生命,又该如何对待它们的“老去”呢?

  周东飞:治标的话,颁个建筑界的“金酸莓奖”吧。

  刘采萍:光治标不管用。这次虽然院士们都坐不住了,集体呛声,但地方政府我行我素,“拆得野蛮,建得疯狂”势头不减……

  李妍:我看,土地财政、GDP政绩考核的指挥棒不改变,这种大拆大建的风格就难改。

  周东飞:官员以权力意志搞出的公用建筑,如果只是奇形怪状,倒也不好追究。但是,如果是明显的短命建筑、违规建筑,那就应当问责了。

  邓海建:这是综合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没用的。《原始副本——— 当代中国的建筑模仿》一书作者比安卡·博斯克认为,“他们卖的不仅是山寨西方公寓,还有更美好生活的梦想……”我觉得要让中国建筑真正高端、大气、上档次,功夫还在建筑之外吧。中国不缺少能工巧匠,也不缺少奇思妙想,缺少的是权力的规范,缺少的是对秩序与规则的敬畏和恪守。

  周东飞:简单说:权力入笼,才能转型。

  刘采萍: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齐康教授的建议是:城市的规划者特别是领导,学一点建筑史,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利。三位觉得,让领导学点建筑史,能改变目前的建筑乱象吗?

  周东飞:哈,那位仿造了天安门的镇领导,一定是学了建筑史的。

  邓海建:我反而觉得这个是“速效救心丸”——— 且是中国式的——— 靠谱。虽然不治本,起码眼下比较靠谱

  李妍:嗯,不至于把城市的建筑造得天雷滚滚。

  刘采萍:我觉得作用有限。建筑有病,领导学点建筑史;环境出了问题,领导学点环境科学;食品不安全了,领导再学点食品知识……领导也忒忙了。

  邓海建:法治的背面,总是“领导很忙”的节奏嘛。

  周东飞:学点权力的谦抑吧,多问问智囊,问问市民。寄望于市长当建筑学大师,不如让市长知道“自己是谁”。

  李妍:要让领导真的对城市建设有所敬畏,还是需要从制度上把好城市建筑的入口和出口:入口就是财政资金预算,民意程序;出口就是过程监督,事后问责。

  刘采萍:所以,管住领导“脑瓜发热”的根本办法,是让他即使拍了脑瓜,也盖不起楼来。必须严控政府在大型公共建筑上的投资和建设能力,来个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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