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教师还是师傅

    教师成为师傅的理念建立在艺术家与工匠间可以消除鸿沟并废除等级的假定上。格罗庇乌斯试图用平等的师傅理念抹平技术与艺术间传统的相互鄙视，从而为车间产品提供艺术美感与工艺质量的双向保证。
    由于包豪斯成立的基础是建立在原先美术学院与工艺美校合并的基础上，格罗庇乌斯原打算聘请五位师傅，这样至少从数量上超过他必须接受的四位学院教师，由于时间仓促，只任命了三位师傅：画家法宁格（Lyonel Feininger）、雕塑家马尔克斯（Grehard Marcks）以及教育家伊顿（Johannes Itten）。
    现在，学院派的美术教授未必会接受成为师傅的理念，即便在格罗庇乌斯招募的师傅间对此理念也并不统一，这潜在的矛盾不过被更为急迫的学生问题暂时冲淡。学生生源严重的芜杂不齐：他们既有从原先美校转移过来的学生，也有云集而来的革命论者、童子军、营养改良论者；既有追随伊顿而来的学生，也有将包豪斯看作可以提供免费食住的流浪汉，他们的年龄从17岁到40岁不等。面对这些学生第一次作品展览，格罗庇乌斯痛心疾首，法宁格称它们为垃圾……
    伊顿的教育经验暂时缓解了包豪斯的危机。由他提议并主持的预备课程，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不但为学生进一步的继续教育提供良好的美学基础，还有效地解放并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以及艺术潜能。原本权宜之计的预备课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作为包豪斯的一种主要课程，并意外地形成了以伊顿为中心的早期包豪斯的理论特征。
    在包豪斯逐渐车间化进程中，原先潜伏的学院派教授与师傅的矛盾开始显现。1920年，魏玛当局批准了包豪斯的重组，国立美术学校带走了它原先的教授以及部分学生。包豪斯自此可以独立，格罗庇乌斯可以大胆启用新人。随着通货膨胀的逐年缓解，随着保罗·克利、康定斯基以及其他师傅的陆续到任，各种车间不但在设备上逐渐齐全，在师资上也有了确切保证。这无形中抵消了伊顿的中心地位，他所强调的艺术自由创造的一面与格罗庇乌斯所相信的学校必将被车间取代的信念开始矛盾，这矛盾不过是凡·德·维尔德与穆泰休斯关于艺术个性与标准化矛盾的翻版。
    格罗庇乌斯在矛盾中修正了他将车间作为工业实验基地的理想，指出车间向社会承接产品加工与订货的必要性。如果以前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实现，现在是作判断的时刻了--艺术家到底是作为传统的学院派教授还是作为师傅--他在一封公开信上强调：伊顿师傅必须选择。他在那封公开信上还是表达了犹豫：“然而我觉得，在解决这个假设的问题上理应是个未知数”。 格罗庇乌斯原想将矛盾限定在包豪斯内部，以便从容观察。
    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将这矛盾外化，他不允许丝毫的模糊犹豫--这位风格派的主要创始人以及包豪斯外围的批判者，他指责伊顿的预备课程里有达达主义倾向，背离了将手工艺导向建筑的这一包豪斯终极目标，同时追究格罗庇乌斯的责任。
在两方面的压力下，伊顿辞职，格罗庇乌斯被迫要在原本未知的犹豫间再次明确目标。1923年，他在包豪斯大型展览会开幕式的一篇题为《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里标明：“艺术与技术，新的统一！技术不需要艺术，艺术却需要技术--比如建筑”。
    这不过是对他“艺术不可传授”的理念重申，如果以前他在表达这理念时相当模糊，伊顿的预备课程的成果又让他的表达充满矛盾：他既认为艺术与技术本质不同，又相信预备课程可以统一它们；他既强调机器精确无误的物理法则，又声明了个人感觉与趣味的重要性……他任命了构成主义画家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作为伊顿预备课程的续任者，而不是当时呼声很高的凡·杜斯堡；他力图终结包豪斯早期的表现主义倾向却同时完成了向构成主义的蜕变；他曾聘请康定斯基作为伊顿的制约者，康定斯基本人却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创始人；他非但没有抹去伊顿的预备课程，克利的系列讲座还作为预备课程有效的补充……
    原先假想的师傅间单纯的平等并不存在，作为艺术家的师傅无论是在自由、待遇还是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都迥异与工匠师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