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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七十四岁的柯布在一本旧版的尼采著的《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扉页上写到：“自1908年以来就再未读过这本书--五十三年--我个人的生活。今天，我觉得从这本偶然发现的书中获益匪浅，我明白了现实抉择及命运这些都是一人终身的主题，因此决定为这本书作个注释。”
    他偶然抉择了尼采超人的悲剧题就注定了他必须展开悲剧性的战斗，他自愿抉择了作为那超人在世的注释就注定了他超乎寻常的孤独，他主动承担了超人的命运就意味着他一生不被理解的全部命运。1908年才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如何能完全遭遇那超人的悲剧而不痛苦，面临那超人的矛盾而不犹豫？何况，他并没有超人入世前为那漫长独处修炼做好准备，他无所准备就无所畏惧地投身到那危险而善变的人群中，他就格外地痛苦与犹豫。但他必须行动，他甚至来不及修饰他对他发现的众多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不断地说出他不同时期的理想，他不断地行动着他从不间断的愿望，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建筑，或者城市甚至生活的愿望。
    他拒绝加入共产党却愿意为共产主义领导人维兰特·康图里尔（Vaillant Couturier）设计纪念碑，他就还是会被纳粹份子排挤；他承诺为贝当政府工作过，却拒绝建造国家主义纪性大厦，他就还是难免遭到法国共产党的批判;当手工业行会抨击现代建筑导致数名工巨匠丧失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时，当资本家痛恨他巨大的居住单元减少了管的销售金额时他们开始相互联合一道排挤柯布，柯布必须迎战；在所有应战当中，柯布从来没有向他一鞠至诚的建筑进行妥协，他原本就期望做一名斗士。
   这是一个手持矛的斗士，他甚至还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斗士。他虽然号召用普通人的公寓取代过去数人的宫殿，但他所修建的萨伏别墅却俨然是现代建筑的圣殿，用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张永和教授的说法:假整个建筑史只能留下三座建筑为代表的话，那将是菲迪亚斯的帕提侬神庙（古代）、帕拉迪奥的圆厅别墅（文艺复兴）以及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现代）。柯布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却修建了建筑史上最著名的廊香教堂，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思孝教授则说：当我走进廊香教堂的时候，才明白宗教为何如此蛊惑人心。”
    柯布西炮制了现代建筑以及城市规划的宪章又不断地搅乱这些章法；他一手创建了国际建筑师协会，又在协会受到青年们抵制时倒戈并支持们并参与抵制;当现代建筑开始遭到全面的恶意诽谤或善意的攻击时，当同样饱享现代建筑缔造者名声的密斯与格罗皮乌斯对此表示沉默时，柯布却站出来将捍卫现代建筑作为他一己的重任;他促成了能主义之风后又攻击它的缺乏诗意;他强调过自由平面最后又走向纪念性;他嘲讽过裸露结构的做法却又使得混凝土得到最为纯粹的表达;他扬弃形式主义又创造出一大批新的形式，这使他的追随者们所适从，每当柯布突然地转向突然地自我批判，追随者们就感觉到被意外地离弃，感觉信仰被懵懂地抨击，最终有些原先的朋友成为他最大的敌人。
    因而他一生总是左右逢敌地夹在非难当中被嘲讽排挤。
    他在法国共产党与德国纳粹的舆论围剿间，他在朋友与敌人的角色转换间，他在传统手工行会与现代资本家的排挤间执着于他的建筑理想，他不无辛酸地说：“他们一会儿称我为想做建筑的画家，一会儿又说我是想当画家的建筑师。”也许他因此开始向大海的自由，晚年的他向往着能在地中海蔚蓝的海洋里自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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